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七日，聶士成率領武備學堂學生從吉林省琿春城渡過圖們江，抵達朝鮮的慶興府。聶此行是勘察朝鮮東北海岸形勢。他可說風塵仆仆：去年九月才奉李鴻章之命前往中俄東北邊境，在苦寒中沿邊考察四個月，哪知回到吉林才不久，李又要他立即到朝鮮去。

　　聶士成的俄朝之行都是為了防俄，在當時“李傅相”的心目中，防俄是清朝的主要戰(zhàn)略構思，不但要在東北防俄，也要在屬國朝鮮防俄，因為俄國對朝鮮也有野心。防俄重于防日，李鴻章那時無疑忽略了更加可怕的另一個強鄰日本。

　　聶士成入朝后，仔細考察東北沿海要沖，并像訪俄時那樣逐日寫下“日歷”。一年后，他把考察俄朝兩國的“日歷”結集出版，名為《東游紀程》(《東游紀程.日知堂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這本書的下半部便是聶士成的訪朝日記，現(xiàn)在就只談談這部分的主要內(nèi)容。

　　《東游紀程》是值得一讀的小書。第一，這書簡潔地記載了甲午戰(zhàn)爭前夕的朝鮮社會百態(tài)，讓讀者可以一窺這個清朝屬國的最后一面。第二，聶士成到訪朝鮮之路是與別不同的，他走的并非朝鮮較為富庶的西北部，而是較為貧窮的東北部，這也是明清兩代中國官員從來沒有走過的地方。第三，因為聶士成這次來訪事出突然，當?shù)毓賳T無法在事前便做好周詳?shù)慕哟�工作，這反而讓聶看到了朝鮮某些真實情況。

　　聶士成到了慶興府，發(fā)覺朝鮮士兵仍然用古老火槍，“尚遜中國鳥槍兵”。府城城墻不過八尺，亂石堆成，內(nèi)無街道，民居只是些小草房，門前污穢。聶受到府尹的宴請，但食物“腥聞不能入咽”。他首先對朝鮮留下了不佳的印象。

　　聶士成率領學生沿途測繪地形，也不忘記下他的所見所聞。聶一行來到明德站時，碰到一樁奇事。有十多個童子列隊向他行禮，并且送上一封信。他一看，原來這些學童沒有學校，書本也不足，只能讀《千字文》，因此懇求這位“天朝”大將給點錢，“俾為學之資”。聶于是贈送一些銀襾給學童。

　　朝鮮王朝一直非常重視面子，像這種有損體面的“乞錢”事件，在以往是絕對不會出現(xiàn)的。但東北是該國的邊遠地方，地方官員缺少應付“天朝大員”的經(jīng)驗，結果給聶看到了當?shù)亟逃�落后的一面�?

　　聶士成是武童出身的淮軍將領，曾參與光緒十年的中法臺灣之戰(zhàn)，對西方軍備并不陌生。他當然很關心朝鮮的邊防兵力。在會寧府，他和府尹筆談后，發(fā)覺這個重鎮(zhèn)的兵力只是紙上數(shù)字，原本有馬兵和炮兵各一百二十名，卻竟然“只屬虛數(shù)”！至于另一重鎮(zhèn)鏡城府，則有由清軍訓練而成的五百士兵，當中三百駐守府城，其余二百散布附近的十邑。聶士成必定感到心涼，因為以區(qū)區(qū)五百士兵來防守那么廣闊的地方，如果要用來防俄，簡直是天方夜譚。

　　但最令聶震驚的，是他發(fā)覺這些受過新式訓練的士兵所配備的來復槍，槍膛內(nèi)竟然沒有來復線。槍是由朝鮮自制(清朝曾贈送整套軍械制造廠給朝鮮)，卻沒有制造來復線的機器，沒有來復線的槍只比古老火槍好一點罷了。

　　朝鮮除了邊防廢弛，地方政治也敗壞。例如在富寧府，府尹竟然向來訪的聶士成訴苦，說他任職四年來，“虧空錢四千余貫”，他想辭職，但朝廷不批準，他只有請求聶見到國王時代為求情。這反映了當?shù)爻�鮮官員根本無心政事，一旦面對強鄰入侵，又如何能守土衛(wèi)國？

　　聶士成在書中多次談到他路經(jīng)的朝鮮城鎮(zhèn)“荒陋至極，民苦可知”。他看到朝鮮民眾的貧困苦況，也看到社會落后和民情閉塞。他當然是用“天朝大將”的眼光來看待朝鮮社會的，因此筆下毫不留情：

　　“朝鮮民情太惰，種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積，遇事尤泥古法，不敢變通，讀書幾成廢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筆談數(shù)十句，多半費解，談時務輒加菲薄，可憎可憐。”

　　上述的嚴厲評語，反映了聶士成對朝鮮能否防俄或自保是頗為憂心的。“讀書幾成廢物”這句話最為沉痛，說明了八百年來以儒立國的朝鮮就像清朝一樣，保守傳統(tǒng)的儒家文明已敵不過船堅炮利的西方文明，因此面對帝國主義的不斷挑戰(zhàn)，只能落于下風。

　　朝鮮的“泥古”之一，是堅持千百年來的官妓制度。早在明朝時，便有些出使朝鮮的“天使”抨擊這種制度，但朝鮮依然故我。聶士成來到咸鏡城時，官員以歌妓來招待他。他“力辭之”，官員卻說這是朝鮮古制，不敢擅改。他及后到了平壤，發(fā)現(xiàn)該城竟有官妓數(shù)千。可見朝鮮在亡國的前夕，地方官員仍是醉生夢死，不思振作。

　　聶士成有些記載很奇怪。例如，他由端川府來到群賢津，在“侍中臺”看見一塊朝鮮官員紀念先人功績的立碑。聶一字不漏錄下碑文。碑文只是對祖先歌功頌德，看似無甚特別之處，文末卻有這句“崇禎紀元后九十四年”。明朝已給滿清滅亡了九十四年，那個朝鮮官員卻頑強地沿用崇禎紀元，而拒用清朝皇帝年號。聶錄下這塊碑文，也許暗示朝鮮的政治態(tài)度——懷明拒清。

　　其實朝鮮官民一直念念不忘皇明，除了與清朝交往的官方文書要被迫使用清帝紀元外，絕大多數(shù)采用“崇禎后”或“永歷后”這樣獨特的方式來紀元。這種犯下清朝大忌的“政治不正確”碑文，是朝鮮西北部清使臣經(jīng)過的地方所絕對看不到的。聶士成心中要問的也許是這個問題：清朝值得為背清的朝鮮而戰(zhàn)嗎？

　　聶士成到了元山港后，忽然接到電報，說李鴻章將在四月巡閱海軍，要他立即回國。聶于是更改行程，橫越朝鮮半島至漢城，拜會國王高宗后，再取道平壤，他在那里碰到朝鮮從清朝回來的貢使——那應是朝鮮最后的貢使了。

　　《東游紀程》是聶士成入朝個多月來的日記，從中可以讓讀者扼要地了解大戰(zhàn)前夕的朝鮮社會百態(tài)，由火槍兵、學童列隊“乞錢”，以至官妓制度、“崇禎紀元后”的碑文，無不說明當時的朝鮮仍是個沉睡中的“隱士之國”，而強鄰日本則高唱“征韓論”已多年。朝鮮的亡國命運，已非同樣是暮氣沉沉的清朝所能力挽的了。

　　聶士成三月底回到東北。三個月后，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清軍迅即戰(zhàn)敗，朝鮮在日本挾持下宣布脫離清朝而“獨立”。聶士成曾率軍入朝參戰(zhàn)，以勇敢善戰(zhàn)而在戰(zhàn)后升為直隸提督。

　　(摘自香港《文匯報》 作者：鄭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