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年九月，《魯迅是誰》圖片展在香港時代廣場展出，展覽以黑白為基調，回放了一代巨人的重要足跡，敘述了中華“民族魂”的偉大人生，讓人們感受到魯迅作為常人的情感世界，更展示了這位文壇巨匠的愛好和才華，給人以心靈的震撼。誠如其時香港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所說的，魯迅是中國民眾和知識分子最敬仰的人，作為中國二十世紀思想文化巨人，他的寶貴遺產屬于中國每一個人，理應為香港同胞所繼承。

　　其實，早在八十年前，魯迅就曾與香港有過三度接觸。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魯迅由廈門乘船前往廣州，擔任中山大學教務主任兼文學系主任，途中路過香港，隨船停泊在維多利亞港一宵。但魯迅并未上岸，只是獨自默坐在艙房里，一邊翻讀報紙一邊喝茶。直到夜幕降臨后，他才踱步到船艙口，凝眺港灣的夜色。但見遠處影影綽綽的山巒，儼如一尊天然的回音壁，魯迅在恍惚之間，依稀感覺到風濤中傳來歷史的嗚咽之聲、悲號之聲、吶喊之聲……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魯迅從廣州前往香港，同行的有葉少泉、許廣平等。接待他們的是香港大學的青年學子趙今聲，他是工科學生，兼任基督教會的《大光報》社外編輯。當時正值省港罷工之后，英國當局強化殖民主義統治，香港的社會空氣窒息。為了打破這種窒息，趙今聲通過在廣州的友人葉少泉與魯迅取得聯系，并以《大光報》的名義，邀請魯迅赴香港演講。魯迅欣然答應，并下榻在港島太平山麓(必列士街五十一號)基督教青年會的崇樓杰閣內。

　　但是，香港的洋主子及其洋奴之輩，并不喜歡兼且畏懼魯迅這個名字，他們在公開干涉無效之后，便暗地里“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以此進行阻撓和搗亂。

　　二月十八、十九日，魯迅先后在香港大學及香港青年會作《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已經唱完》兩個經典演講，一時轟動香港及大陸文壇。在演講中，魯迅號召青年們拋棄封建文化糟粕，引導青年們注重社會的現實。

　　魯迅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哪里是真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也就是一把軟刀子”。“什么八股咧，道學咧，和社會、百姓都不相干”，要拋棄這老調子，“看一看社會怎么樣，世界怎么樣”。“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顯然，這是魯迅振興民族的呼聲！

　　由于兩篇演講“攻擊國粹，得罪了若干人”，也得罪了香港的洋主子，因而港英當局對魯迅的演講非常憎恨，竟不許講稿登報。后幾經交涉，盡管當局作了讓步，但還是表示必須刪改后才可以刊登。

　　演講期間，年輕的主持人曾與魯迅聊起香港文壇的現狀，當說到有人稱香港乃“文化沙漠”之地時，魯迅卻“頗不以為然”，認為這種說法“未免太頹唐了”，并表示將來的香港是不會成為文化上的沙漠之區的。

　　魯迅這次在香港駐足了三天。由于跌傷的腳還未全好，不能到各處大街上閑走，所以對香港的市井俗風等，印象比較淡薄。不過，魯迅回廣州后寫了一篇《略談香港》的文章，他以當地《循環日報》上披露香港“警司”隨便向中國人“抽藤條”、“搜身”等屢見不鮮的事實，稱“香港總是一個畏途”；同時，他還寫到在香港帶著書籍的人的困難，因為一不小心會被指為“危險檔”。

　　魯迅最后一次香港之行，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從廣州遷居上海時路過香港。魯迅這回隨身帶著幾只書箱、衣箱，二十九日下午竟挨了“查關”的種種麻煩。

　　當晚，魯迅在赴上海的輪船上寫了《再談香港》一文，記述他這次途經香港時遭到洋人和奴性同胞“查關”的無理待遇。“我出廣州，也曾受過檢查。但那邊的檢查員，臉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話。每一包紙或每一部書，抽出來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亂，的確是檢查。而在這‘英人的樂園’的香港可大兩樣了。檢查員的臉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話。他只將箱子的內容倒出，翻攪一通，倘是一個紙包，便將包紙撕破，于是一箱書籍，經他攪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更令他氣惱的是，一把連柄長僅五寸三分的小刀，竟被檢查員說是“兇器”；一盒蚊煙香也被指斥是“古怪”的。船上的茶房將這翻箱倒篋的事，歸咎于魯迅，他說：“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販鴉片的。”文章結尾魯迅發出了對香港統治當局的強烈憤慨：“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伙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摘自香港《大公報》 作者：周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