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4日電 香港《大公報》4日發表署名文章說，九十年前出現的“五四”，至今還具有一種生命活體的表征！從思想啟蒙、思想解放的角度來審視九十年前的“五四”，我們也可以說，“五四”并不只是歷史的回聲，它不但“活”在今天，還將“活”在中華民族的未來。

　　文章摘錄如下：

　　九十年前出現的“五四”，至今還具有一種生命活體的表征！從思想啟蒙、思想解放的角度來審視九十年前的“五四”，我們也可以說，“五四”并不只是歷史的回聲，它不但“活”在今天，還將“活”在中華民族的未來。

　　1919年5月4日，這個既象征著狂飆般的社會運動，又具有沸騰的思想文化內涵的日子、日期、節日、紀念日，已經過去九十年了。雖經九十年的櫛風沐雨、歲月銷蝕，但“五四”卻依然在人們的心中“活著”。

　　說它活著，并不是說它的“生存形式”有多么的光鮮、多么的燦爛。相反，它在今天的“生存形式”之一就是人們還在對它的一切進行著不絕的爭論與不竭的探討。在價值多元化的今天，對某一事件褒貶不一、莫衷一是、聲音雜陳是太正常了。

　　但是，無論是文化人對新文化運動歷史作用的置疑，還是政治人物對其政治意義大而空的議論，無論是無知者無知的詰問，還是有知者有意地閃爍其詞，甚至在那些與“五四”時代同齡的遺老們的遺作中的記述與評價，都從一個側面說明，九十年前出現的“五四”，至今還具有一種生命活體的表征！

　　以一種獨特形式“活著”

　　是的，“五四”并不是悠遠的歷史回聲，也不是尋常的暮鼓晨鐘，更不是被供奉的泥胎彩塑，而是在以一種獨特的形式熾熱地“活著”。活在人們的爭論中，活在每一次歷史的大變遷后的思考中，活在一代代中國人對“五四”代表人物歷史命運的不衰興趣里，也活在人們總是在用它來與現實生活的對照中……。

　　作為精神火炬，它之所以會永不熄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僅僅是因為在這場運動中，青春的熱熾與憤怒的烈火點燃了趙家樓的那把大火嗎？僅僅是因為這場最初的青年學生運動在得到了工人階級響應后得以深化和有力嗎？當然不是。

　　我們說“五四”之所以還活著，最重要的就是它為現代中國的社會生活打造、鑄就了一種不可違背的政治原則。當年運動的參與者以極為高漲的喋血神州的愛國精神喚醒了幾億中國民眾，并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犀利鮮明口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動員。正是這種前所未有的廣泛而深入的社會律動，不僅使它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的標志性事件，而且使它具有了一種更為長遠、至今仍存的意義。

　　這個意義就是，“五四運動”為中國公眾判斷一切政治人物、政治派別、政黨、政府的優劣劃出了一條清晰的分界線，立下了一塊政治界碑。換句話說，“五四運動”為中國的社會生活、為所有的中國政治家確定了不可逾越的政治原則。這就是對外必須堅決捍衛和維護國家主權和統一，絕不允許任何分裂國家的勢力和行為的存在；對內必須遵從和實行民主制度，絕不能搞封建專制。

　　我們所以稱“五四運動”是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愛國”與“民主”也是這場運動為現代中國定下的立國之規。我們不妨把這個立國之規和政治原則稱為“鋼鐵定律”或“烈火定律”。

　　九十年來的歷史在不斷證明：無論是擁兵自重的軍閥豪強，還是攪濁浪、傾天河的陰謀家、野心家，誰不尊重、遵循這些立國之規，誰就會被歷史唾棄，灰飛煙滅。

　　張揚與渴望個性自由

　　其次，我們說“五四”還活著，還因為它“活”在那個九十年前已經提出，至今還在為之奮斗的理想中。這個理想就是中國人追求了近百年的“科學”與“民主”。如前所述，五四運動是一場愛國運動，但它并不是一種盲目的、排外的愛國運動，不是不梳辮子的新義和團運動，而是把愛國與學習外國有機結合的運動，把抗議列強侵華辱華與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加以區別的運動。在主張大膽而有鑒別地努力學習外國的同時，“五四”的領軍人物又反對食洋不化的照搬。

　　對這些主張與態度給予最準確、最簡捷表述的就是魯迅先生的雜文名篇《拿來主義》。人們曾經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殊不知，我們民族脊骨上這“最硬的”一塊卻是來自先生對世界先進文明的認知，也來自他對中國民族性冷靜的剖折與評判。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秉持的這種高度理性的“拿來主義”態度，才第一次把在中國封建社會里最為稀缺的“科學”和亙古未有的“民主”寫上了中華民族前進的旗幟。

　　我們說“五四”還活著，還因為它“活”在至今沒有結束的爭論中。提到“五四”就必然要說到這一社會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對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的沖擊。這一點，也是后世今人對“五四運動”的文化指向感到疑惑、抱有懷疑、批評甚至予以否定的重要方面。

　　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當然可以作為評判“五四運動”的一個內容，但筆者以為，這并不是對一個歷史事件衡長量短的標尺。“五四運動”是革故鼎新的運動，是除舊布新的運動，它把矛頭指向千年不變的儒學是這類社會運動的應有之義。

　　如果我們僅僅從傳統文化的傳承與斷裂的角度去看待新文化運動，用今天的生活感受去看待九十年前“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恐怕就只是一種毫無價值的歷史苛求。事實上，“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它的那些旗幟式人物，對儒學的批判并非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揚棄，而更多的則是對死氣沉沉的社會精神狀況的擔憂與忿懣，是對個性自由與張揚的贊揚與渴望。

　　仍影響中華民族未來

　　筆者以為，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需要繼續解放思想的今天，我們仍然應該像“五四”時期的中國青年那樣，有那么一股“大膽的說活，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魯迅語)的闖勁。

　　個性的自由與張揚，是創造性思維的前提，也會使整個社會充滿活力。馬克思早就悅過，“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五四”前夕的毛澤東曾經這樣形容過“我(即個人)”與“宇宙”的關系，他寫道：“吾從前……以為只有宇宙而無我，今知其不然，蓋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無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

　　毛澤東這里所說的“我”當然不是蠅營狗茍的個人，而是指被舊禮教舊宗法所壓抑的人的尊嚴和人的創造力。因此，從思想啟蒙、思想解放的角度來審視九十年前的“五四”，我們也可以說，“五四”并不只是歷史的回聲，它不但“活”在今天，還將“活”在中華民族的未來。(秦曉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