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20日電 香港《大公報》19日刊出署名文章認為，香港除了繼續保留及采用繁體中文字之外，對于教育部的漢字規范調整的做法必須予以支持，并利用大量與內地交流的機會當好“老師”的角色，盡自己能力為內地規范了的漢字擔當解釋員，讓新規范的中文字更快在內地獲得理解及良好運用。

　　文章摘錄如下：

　　對于中文文字恢復繁體寫法，社會向有討論，北京兩會期間也有政協委員以提案方式提出來，但相信內地不會改變目前使用簡體字做法恢復繁體字，原因有兩方面，一是經過數十年使用，不止一代人對繁體字已經生疏，要強行改過來代價十分大，二是簡體字的確有方便書寫的特點，歷史上的書法家筆下也有不少簡體字。然而，對于一些的確簡過了頭的字，糾正已成必行，也是對當年文字改革走得過快而沒有注意到對中國五千多年文化造成傷害的一種糾正。

　　內地“復繁”代價太大

　　有人情緒化地指責內地文字改革不負責任，事實上并非如此，國務院1977年取消第二批簡化漢字就可以說明問題。第二批簡化漢字由于字形過于簡單且混亂而被取消，而不推行漢字拉丁化也說明對漢字的重視和尊重。

　　不過，在目前內地推行簡體字已數十年的情況下，要強制恢復使用繁體漢字，除了代價太大，還有實際上很難做到的困難。第一，全國十三多億人要重新學習繁體字不易行得通，即使以行政命令也未必可以令已習慣了寫簡體字的人花力氣便能全面改過來。

　　第二，文字改革再回頭放在恢復繁體字上，給面對迅猛信息革命沖擊的青年一代造成無謂壓力，得不償失。

　　第三，聯合國已將簡體字作為中文標準范體，改回繁體字不但需要重新備案，而且容易對中國文字產生反復多變的質疑，令某些對中國文化“另眼相看”的人有機可乘。

　　不過，第一批簡化漢字的確也有不少需要改正的字。最近有消息，教育部會對漢字進行規范調整，而且已進入行政程序，其中的一個特點是把一些容易混淆的漢字重新定位，糾正確實容易出錯或造成理解失誤的情況。

　　具體而言，有三種簡化過頭的情況已被重視：一、同音替代。譬如干犯、乾(干)凈、幹(干)部、主幹(干)，都用同一個“干”字就顯得過于簡單，不利理解。二、符號代替。像鄧字的又部、燈字的丁部，在繁體字中都是登，簡化之后反而成了三個字，把簡單問題復雜化，同樣不利理解。三、草書楷化。一些簡化字是用草書代替正楷，但問題就發生在草書與楷書有很多地方不協調，失去說服力。

　　香港“轉簡”勢受沖擊

　　內地推行簡體字以來沒有受到太大沖擊，反而是三十年前隨著改革開放，香港商界北上以及香港回歸后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增加，促使繁體字不斷進入內地而形成沖擊波，同時引發內地文字學者、專家重新對簡體字的簡化程度思考，才令“漢字復繁”及“更加簡化”的兩種思潮不斷交鋒，甚至出現激烈爭論。

　　當然，哪一方持哪一種看法，都有一種認知上的共識，就是為了更好弘揚中華文化，因此，不論對于“漢字復繁”的提議還是“更加簡化”的看法，都不應輕率扣上帽子，以打壓方法對待，而應以說理方法令對方接受、理解，文字改革是涉及中國文化歷史的大事，只有在共識的基礎上才能收到效益。

　　香港是最先向內地輸入繁體字的地方，首先，香港對漢字應否簡化的討論也時見激烈，但社會至今仍然采用繁體字，市民仍習慣使用繁體字，因此，提出在香港推行簡體字實屬不必要，效果只會像要求內地將簡改繁一樣，不但對市民造成不便，也會造成不必要的沖擊。

　　其次，以香港中文在世界上的地位，保留繁體字可以繼續這樣的影響力。有一個現象必須指出來，現在移居世界的中國人，內地所占的比例不斷增加，他們帶去的簡體字已經開始在世界流通，反而繁體字只有在臺灣及香港流行，因此，強制香港改用簡體字等于強制消滅繁體字，被某些人視為消滅中國文字的行為也有其理由。

　　無可否認，隨著年輕一代應用越來越倚重新科技，隨著文字計算機化的深入，再繁的中文字也不過是經過某些程序即可解決。香港學生已基本普及了計算機，他們現在面對著中英雙語并重的壓力，如果再加上學習簡體字壓力，可能影響到學習其它知識，尤其不利于加深掌握繁體中文字和研究中國文化。

　　因此，筆者認為，香港除了繼續保留及采用繁體中文字之外，對于教育部的漢字規范調整的做法必須予以支持，并利用大量與內地交流的機會當好“老師”的角色，盡自己能力為內地規范了的漢字擔當解釋員，讓新規范的中文字更快在內地獲得理解及良好運用。

　　支持規范當好角色

　　雖然事隔數十年之后才糾正簡化漢字中的不規范問題，未免令人有點稍遲的感覺，但相對于文字歷經數千年不斷變更的歷史而言，可說并不為遲。因此，教育部提出對漢字的規范調整，意義依然突出，作用依然巨大。

　　香港作為保留使用繁體字的地區之一，如何迎合教育部規范漢字的要求，這里提出兩點意見，以利發揮自身作用：第一，全面理解教育部規范漢字相信對于香港來說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教育部的文字規范主要是把某些偏離繁體的字再傾斜回繁體方面來。因此，在與內地交流的時候，解釋這樣的規范化原因顯得容易，自應盡心盡力，可以收到顯著效果。

　　第二，香港的地緣因素令與內地的交流活動向來十分頻繁，尤其是與珠三角的關系更為密切。因此，“識簡寫繁”應作為最基本的要求，對簡體字只要求看得懂、讀得通相信不會形成太大的壓力，而事實上隨著不少內地學童進入香港而帶來的簡體字沖擊波，令香港學生甚至青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受到影響而有所收獲。配合內地學者提倡的“識繁寫簡”，中國文字不論繁簡，就能為所有中國人所掌握。(余劍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