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6日電 香港《大公報》16日刊出署名文章說，中國新醫改是回歸也是探索。公益性回歸并不是向計劃經濟時代的倒退，而是在嘗試著走一條既非純粹市場化又非單純國家全包的路子，是在科學發展觀引導下出現的一種在國家與市場之間尋找新的發展空間的嘗試。

　　文章摘錄如下：

　　中國醫改的公益性回歸并不是向計劃經濟時代的倒退，而是在嘗試著走一條既非純粹市場化又非單純國家全包的路子，是在科學發展觀引導下出現的一種在國家與市場之間尋找新的發展空間的嘗試。

　　幾個月前，我到北京一家大醫院看病。在排隊取藥時，無意間聽到了兩位病人的對話。甲病人對乙病人說：現在看病真貴。乙說，患感冒要花四五百元，割闌尾要幾千元，要得了大病就是幾萬幾十萬呀！甲深有同感地自問自答：“要問眼下在中國誰是富翁？告訴您吧——能看得起病的人就是富翁！”

　　“看得起病就是富人”，這就是說，能有足夠的資金問診、抓藥、住院、動手術的在中國已屬少數人。剛聽到這話我內心一驚，但仔細思考，又不能不承認，這位病人的“總結”與概括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是一個事實。

　　“看病難看病貴”困擾社會

　　由于種種原因，中國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無權無勢又在經濟上屬于中低收入的群體“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十分突出。與此相連的是因病返困、返貧的現象也變得更加引人注目。這不僅令不少地方政府官員感到頭疼和沮喪，而且也使許多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一向抱有好感的外國人感到了不安和擔憂。

　　說得嚴重一些，從“看病難看病貴”所暴露出的諸多問題，已經對中國政府希望構建的和諧社會形成了巨大沖擊，也對中國領導人多次表示的要更加合理公正地分配社會財富的愿望投下了陰影。

　　事實上，頗受爭議的中國醫療衛生體制以及不斷出現的各種醫療事故、醫患糾紛和腐敗事件已經成為中國各類媒體近年來持續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在今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上，在代表與委員們送交的幾千份提案與議案中，呼吁盡快通過醫改解決百姓看病難題的內容其數量之多，竟高居所有社會問題(如農民工失業、大學生就業、環保等)首位。

　　其實，早在幾年前許多有識之士就曾鮮明地指出，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追溯產生“看病難看病貴”的根源，除了中國人口多(當然病人也多)醫療網點和醫護隊伍相對缺少這些客觀原因之外，主要是在醫療改革的主導思想和財政投入等方面出現了某種偏差。同時，在現行的醫療衛生體制和社會保障體系方面也存在著障礙和尚未打通的“瓶頸”。

　　所有這些，都使醫療衛生這一關乎公眾健康的、原本屬于的“公益性”的事業，卻處處流露出“市場化”的取向。出現了諸如“以藥養醫”、允許醫院進行醫療器械、藥物的加價等等變相出售公共資源的現象。

　　必須指出的是，政府財政部門對公共衛生這一公益性事業認識上的缺位所造成的嚴重投入不足，是造成目前中國城鄉居民看病“貴且難”的重要原因。在中國，96%的醫院是公立醫院，但每年財政撥款僅占公立醫院總收入的7%至8%，其余90%必須靠醫療服務收費和賣藥收益。

　　目前政府給予公立醫院的撥款僅夠維持離退休職工的工資及相應社會保障的支付，醫院在職員工的工資福利、保證醫院運行的基本開銷、醫療設備設施的補充、更新、添置等，全部要由醫院自行解決。很明顯，在這種巨大的生存壓力下，醫院所承載的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的社會責任，也就只能屈從于它的經濟效益，而人們所說的公益性勢必要日益淡化和日趨矮化。

　　展示責任政府負責形象

　　此次醫改的基本目標是在2020年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它的核心是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通過加大政府投入，結束以藥養醫的收益管道，降低群眾個人支付比例，使廣大公眾看病更方便、看病有保障、看病少花錢。

　　所有這些都體現出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新的價值取向，都顯現出一個責任政府在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中的負責形象，也都會有效地維護公共醫療衛生的本質特征——公益性。

　　無疑，回歸公益，成了公眾與輿論對新醫改方案熱議、熱贊當然也是熱盼的聚焦點。同樣毋庸置疑的是，這個面向困難家庭、面向低收入人群、面向基層小區、面向農村的新醫改方案的成敗得失，也將會以是否提供了對公民均等化的基本服務為評判標準。

　　那么，回歸公益是否就是回歸計劃經濟時期的舊有的醫療制度呢？人們雖然并未如是說，但遺憾的是，在社會公眾充分注意到新醫改方案的回歸公益、確保公益這些可貴內容的同時，卻似乎忽視了在這個方案中還包括著另外一種同樣可貴的東西，那就是它同樣在鼓勵各種富有創造力和想象力的探索和嘗試，同樣在努力摸索著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醫療衛生改革之路。

　　并不是向計劃經濟倒退

　　這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醫療衛生改革之路包括建立城鄉既相同又有差別的醫療救助體系和制度，包括小區與大中醫院如何協調共同發展，包括公立醫院與私立醫院共存狀況的互補與矛盾，包括鼓勵民間資本投資非盈利性醫療機構的政策措施，包括對非盈利性醫療機構經營運作的規定和監管，包括作為社會成本的醫療費用在國家GDP中所占比例問題，包括公立醫院補償改為服務收費和財政補助兩個渠道后的實施標準，當然也包括研究探索注冊醫師可從事多點執業這樣一些看似細微卻關聯度既廣且深的操作難題。

　　從這些探索內容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醫改的公益性回歸并不是向計劃經濟時代的倒退，而是在嘗試著走一條既非純粹市場化又非單純國家全包的路子。這條醫改之路有改革開放的投影，也有中國國情、國家財力的投影，它是中國各種力量平衡與訴求的一種迭加，是在科學發展觀引導下出現的一種在國家與市場之間尋找新的發展空間的嘗試。這種嘗試與國際上在建立社會福利保障制度上的“混合福利”思路有幾分暗合。

　　因此筆者坦言：如果中國的新醫改能夠成功，就有理由相信，作為社會進步與和諧“安全閥”的其它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和制度也一定能夠建立起來。這是民之福祉，也將是國之福祉。(秦曉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