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5日電 香港《文匯報》15日刊出署名文章說，山東濟寧要建“中華文化標志城”，讓眾多全國政協委員持續反對。“標志城”能否代表“中華文化”？山東濟寧想要通過建造中華文化標志城，最終把中國人的信仰問題給解決，是否可行。

　　文章摘錄如下：

　　印象中，好像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建設項目會引起如此多的全國政協委員的如此關注，也從來沒聽說一個地方建設項目會讓這么多全國政協委員持續反對。

　　反對理由充足

　　去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連夜起草緊急提案，對山東濟寧要建“中華文化標志城”項目表示反對，吁請重新論證，獲得了100多名委員的聯名支持。

　　一年過去，這一百多名政協委員的提案顯然無法擋住一個宏大項目前進的步伐。不久前，中華文化標志城的官方網站上公布了國家發改委的一份通知，其中明確要求山東：“在完成主建區創意征集和充分做好項目可行性研究的基礎上，落實好建設資金，待相關條件具備后，再適時啟動項目建設。”于是，一些全國政協委員對此很不滿意，在今年兩會上遞交提案繼續“反對”(新聞見2009年3月12日《中國青年報》)。

　　那么這些全國政協委員為何要與山東濟寧“過不去”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全國政協委員張廷皓就認為，“做遺址保護可以，但它們怎么能代表中華文化呢？”張廷皓還說，“我對‘城’有很大的意見，這個地方原來就是遺址、古城，你現在弄個城，無非就想把遺址和外界隔絕起來，這是不合適的。”

　　“城都被叫濫了，到處都是，我在街上看到招牌，還有褲子城呢。你為什么一定要取這個名字？咱們就用一個最普通的說法，叫保護區，就是鄒魯文明的保護區。”和很多專家學者的意見一樣，他認為“中華文化標志城”無法作為中華文化的標志。

　　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包明德稱自己在2008年對200多位專家、學者和作家做過訪談，“他們大都認為中華文化標志城的建設一定要審慎”。此外，這一年里，他還在五個省區做過調研，發現到處彌漫著一股大型工程建設熱，把發展文化曲解為建設大項目，諸如“塔”、“門”、“宮”、“廟”之類，各地幾乎都有。

　　“看上去富麗堂皇，里面卻沒有鮮明的文化信息，有的甚至還供著財神爺，活躍著算命先生。”包委員批評說，“這是典型的重名輕民、重形象輕民生的形象工程。”他堅持認為，中華文化標志城的構想就是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產生的。

　　建“城”信心十足

　　我們知道，早在一年前，也是去年全國兩會期間，盡管有一百多位政協委員和互聯網上的眾多網友極力反對，作為參加兩會的全國人大代表、濟寧市市長張振川也還是表示：“允許有爭論，但是標志城肯定要建。”而這種“肯定要建”的意思，一年來通過各種渠道也一直向外界傳遞著。

　　那么我們就要問了，當地領導對建這座耗資巨大的“標志城”的信心為何會如此十足又如此堅定呢？原來，有人要建這樣一座所謂“標志城”，并不單是如人們所說的為了地方能獲得巨大的經濟效益，而是還有一些“宏大誓愿”。

　　中華文化標志城規劃建設委員會辦公室的一位副主任，對記者侃侃而談他“從黑格爾讀起，一直到為東方哲學的博大精深所著迷”。我不明白的是，既然一張口就要傳播中華文化，傳承民族文化傳統，為何就不能把托著的“一杯卡布奇諾”換成“一杯中國茶”呢？

　　中國有13億人，具體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卡布奇諾”這個名詞，我不知道，但我有理由相信中國很多人應該不知道也更沒喝過這種意大利咖啡。然而，可能沒人相信，正是手上托著一杯卡布奇諾的人在不遺余力地要建所謂的“中華文化標志城”。這是很奇怪的事。不過，這里一定要申明，本人絕不反對一個喝茶的中國人喝卡布奇諾，只反對開口閉口要“傳播中華文化”的人自己卻在“西化”。

　　為了解決信仰問題？

　　當然，上面所言還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這位副主任還有著極強的“責任感”，甚至還存在類似我們過去那種要解放別人的思維。相關報道告訴我們，大約是因為這位副主任通過讀黑格爾，看到了“西方哲學使人悲傷和瘋狂，西方宗教的個體存在性和差異性，導致了人們骨子里的焦慮”，看那意味，彷佛西方人比東方人過得要痛苦得多。

　　于是，這位副主任就認為“中華文化標志城最終要解決的是信仰問題”。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宏愿，據說是緣于現在學術界有一個現象，這就是從20世紀以來，面對西方現代文明，我們的國人，尤其是一部分知識精英開始迷惘，甚至對中國文化、儒家理念提出質疑。但是質疑的結果呢，竟是“引導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思潮試了一批又一批，沒有解決根本問題”(新聞見2008年3月11日《鄭州晚報》)。

　　原來，一個小小的山東濟寧，想要通過建造中華文化標志城，最終把中國人的信仰問題給解決。這不能不令人感慨。你說，如果建一座什么城就能解決十幾億中國人的信仰問題，別說是需要300億，就是花3000億，你還會反對嗎？

　　可問題是你得拿出充分的理由讓反對的人相信。先說有誰會相信，建一個這樣的“城”就能解決十幾億人的信仰問題。不然，從過去的歷史來看，那些并不比我們呆傻的西方人居然會想不到去建，居然要在那里“悲傷和瘋狂”地去承受“骨子里的焦慮”。

　　更不明白的是，且不說如此一來，偉大的五四運動，還有陳獨秀、胡適、魯迅統統都要成為我們今天反對的對象，只說儒學在受到嚴重質疑之后，盡管試了一批又一批別的什么“思潮”都沒能解決中國人信仰的根本問題，為何就不能再繼續試下去？

　　儒學雖然屬于中國傳統文化，但在中國歷史的進程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相當有限，尤其沒有幫助中國人走向現代文明，這是不證自明的，也是很多國人之所以對儒學并不怎么感興趣的最根本緣故。

　　如果儒學引領中華民族走向現代文明，即使今天就是有人想拋棄也拋棄不了—就像你現在讓西方人拋棄那些幫助他們走向現代文明的西方文化，他們會拋棄嗎？既如此，即使現在回過頭去重拾儒學，但它果真能解決現代中國人的信仰問題嗎？(閔良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