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4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4日刊出中國國際問題學者龐中英的文章說，東亞系列峰會“流產”是泰國國內政治危機的犧牲品，但我們不應該過多地抱怨激進而暴力的示威者，而應以峰會的“流產”為契機，重新思考東亞區域合作的意義、實質、方式和前途。

　　文章摘錄如下：

　　截至目前為止，各國應對金融危機主要以自救為主，第二是全球合作。20國集團(G20)峰會及其成果盡管還不是全球解決方案，卻朝著正確的方向走出了關鍵一步。

　　從理論上看，區域解決方案比全球解決方案要容易達成，也容易見到效果，所以區域合作在對付危機中的作用是十分關鍵的。

　　區域組織在抵御金融危機中的作用可以概括為：可以擴大區域內部市場，減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這一點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區域組織尤其關鍵。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內部需求不足，嚴重依賴外部需求。現在，美國成為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根源，當歐洲市場陷入嚴重衰退，發展中國家之間有可能創造出新的替代市場，即區域性的內需。目前，東亞各國，尤其是東南亞國家，希望通過加強區域合作，增加亞洲區域內部貿易。

　　為區域合作提供了規范

　　通過區域合作，促進全球范圍有效應對危機的行動。目前，歐盟等區域組織一直要求一些全球機制采取重大行動。相比歐盟，發展中世界的區域組織在這方面做得相當不夠。中國、日本、韓國、印尼都是G20成員國，但東亞國家在協調立場上很不夠，不能在全球機制中代表東亞區域的集體利益。

　　過去由于人所共知的冷戰結構，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維持地區和平方面，東亞地區靠的是自助，或者與美國合作，而不是靠區域多邊組織。不過，十多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終于催生了以東盟加東北亞三國(即10＋3)的合作機制。十多年來，東亞地區以東盟為中心，區域經濟合作取得了一些了不起的成就，最突出的是東亞“金融區域主義”，即東盟和中日韓三國在深入雙邊貿易的同時，為預防下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加強了區域范圍的貨幣和金融合作。“清邁倡議”在金融危機下得到擴大。本來，這次在泰國舉行的東亞峰會，是要討論該協定多邊化問題的。

　　這次東亞系列峰會是泰國國內政治危機的犧牲品，但我們不應該過多地抱怨激進而暴力的示威者，而應以峰會的“流產”為契機，重新思考東亞區域合作的意義、實質、方式和前途。

　　在這次峰會流產前，人們期待良久的《東盟區域憲章》誕生，10個成員國將合作推動東南亞在2015年前成為一個經濟、社會和安全共同體。這是東南亞區域合作的重要進展。該憲章的意義不限于東南亞，而且對促進更大范圍的亞洲區域合作，尤其是東亞區域合作，具有相當大的規范意義，因為該憲章為亞洲的區域合作制定了一些可行的規則或規范。《東盟區域憲章》的精神將來完全可以擴大到整個區域合作中。

　　但是，東盟國家內部的問題和危機，諸如泰國那樣的嚴重政治危機，使東盟的領導地位大不如前。無論是在10＋3，還是在2005年起的東亞峰會等區域進程中，無論中國還是日本，從來沒有不承認和不接受東盟的區域領導作用。中國一直尊重東盟這一中心角色。

　　中日韓不能脫離東盟

　　去年10月，在北京舉行的“亞洲和歐洲會議”(ASEM)中，東盟10國領導人和中日韓舉行了一次非正式的10＋3會議，就如何協調應對金融危機交換看法。不久，中日韓三國在日本福岡舉行了第一次三國峰會，發表了《三國伙伴關系聯合聲明》。這次在泰國，盡管與東盟的峰會開不成，但中日韓領導人還是舉行了短暫的三邊會晤。中日韓第二次三國峰會今年將在中國舉行。

　　每次中日韓三國會議前后，總有不少輿論認為，在東南亞國家領導作用下降的情況下，東北亞三國試圖脫離東盟框架展開合作，甚至要確立它們在東亞合作的主導性或者領導地位。

　　我并不認為中日韓可以離開東盟組織的地區合作機制。中日韓有合作的理由，卻面對許多難以克服的障礙。三國各自的地緣位置、經濟結構、人口規模、外交政策和國家利益的異質性太強。日本和韓國仍然把它們與美國的同盟關系，看得高過它們與中國的關系以及東亞區域合作，不可能接受中國在區域合作中的中心作用。當然，中國也不可能接受日本的區域領導地位。

　　既然如此，中日韓實際上誰也離不開東盟，盡管東盟陷入自我的混亂之中。正因如此，上述《三國伙伴關系聯合聲明》有這樣的話：三國共同“推進東盟與中日韓、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和亞太經合組織等更大范圍的區域合作”。

　　在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時刻的東亞系列峰會的失敗，遭到打擊的不僅是泰國和東盟，也包括中日韓。

　　在經濟上過度依賴美國的中日韓，由于內生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遭到嚴重打擊。東亞區域合作，不僅是走出危機的一個對策，也是減少對美國市場依賴的長遠之舉。東盟的領導地位應該盡快得到恢復，東北亞國家應該幫助東南亞國家穩定國內經濟和政局，讓其在區域合作中發揮中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