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16日電 《日本新華僑報》16日刊出署名文章說，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在通過兩項決議之后閉幕。一是關于常委會工作報告的決議，一是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政治決議。從會議通過的關于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提案審查情況的報告以及9天政協大會的情況來看，似乎每年一度的全國政協會議還可以再通過一些決議。如果在通過一個原則性的政治決議的同時，也能夠形成一些具體政策主張的決議，或許能更加有效地凸顯政協的職能作用。

　　文章摘錄如下：

　　3月12日，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在通過兩項決議之后閉幕。一是關于常委會工作報告的決議，一是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政治決議。從會議通過的關于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提案審查情況的報告以及9天政協大會的情況來看，似乎每年一度的全國政協會議還可以再通過一些決議。

　　據賈慶林主席在閉幕會上的講話和會議提案審查情況的報告介紹，大會期間委員共提交大會發言769篇，提交提案5571件(立案5035件)，反映社情民意信息900余篇。其中，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方面的提案551件，三農方面的提案603件，就業方面的提案632件，社會保障方面的提案301件，教育方面的提案657件，醫療衛生方面的提案426件，食品安全方面的提案146件，民主法制建設方面的提案294件。

　　委員議政的議題如此集中，完全有可能就一些問題形成決議，作為全國政協提交有關方面的意見建議。比如說，551件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方面的提案，經過討論、綜合，是不是可以形成一個《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關于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問題的決議》(或者若干個更具體的決議)呢？603件三農方面的提案是不是可以整合成為一個《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關于進一步促進三農工作的決議》(或者更多)？應該說，這不是沒有可能的。

　　當然，問題不在于是不是可能，而在于是不是必要。的確，人民政協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而不是國家機關，它的決議作為一種表明政治立場、政治取向的“政治決議”，也是可以的。但是，能否這樣認為，如果在通過一個原則性的政治決議的同時，也能夠形成一些具體政策主張的決議，或許不但不會改變政協的性質和職能，反而會更加有效地凸顯它的職能作用、從而充分體現它的性質。

　　首先，政協通過具體問題的決議有例可循。事實上，政協的性質和職能并不排斥大會形成具體問題的決議。比如， 1957年3月，在二屆三次會議上，大會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關于增產節約問題的決議》；1985年3月，六屆三次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關于落實政策工作情況的報告的決議》。

　　其次，政協大會形成決議，有利于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人民政協各界別要進行協商，要通過建議和批評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進行監督，要向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提出意見和建議，如果能夠以大會決議的形式來進行，就可以在整合各界別和廣大委員的觀點和認識的基礎上，集中地、系統地表達政協各界人士的意見建議。

　　中國共產黨本身也是一個政協界別，政協的決議本身就應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協商的結果，它只可能具有建設性，形成決議也只是增強建設性。并且作為政協的意見建議，即使是決議，它仍然只是一種柔性的意見建議。反過來說，如果由于政協的意見建議是大會通過的決議，以至于會形成一定壓力的話，其結果也只會有利于執政黨和國家機關的科學決策和有效執行；而如果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正是建立和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初衷和它的價值所在。

　　再次，形成決議有利于提高政協會議的質量和效率。來自全國各地的兩千多名政協委員把一年中調查研究形成的成果帶來協商，如果協商之后仍然是分散的意見建議，各界別和政協委員還是各說各話，可能就不好了。在將意見建議提交執政黨和國家機關之前，把各界別和委員的意見建議整合為一個個決議，就是協商達成了共識、取得了成效。如果會議從開始就準備要形成一些決議，界別和委員的討論就可以更加集中、更有針對性和效率。

　　另一方面，對于政協各界別和政協委員來說，自己所提出的意見建議能不能為各界人士所認同、從而成為大會決議的基礎，又會引導各界別和委員更加注重提高自己參政議政工作的質量，從而推動政協工作不斷進步、政協制度不斷完善。(蔡永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