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16日電 《澳門日報》16日發表社論認為，當前，推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條件日趨成熟。為適應當前的反腐形勢和公民知情權需求，財產申報和公示制度不能長期停留在論證階段，有必要迅速制定《公務員財產申報法》，借鑒國外經驗，并在立法過程和司法實踐中掃清制度障礙，早日推出切實可行的官員財產申報和公示制度。

　　社論摘錄如下：

　　全國人大代表、中紀委副書記何勇在兩會舉行期間表示，中紀委正在想辦法制定全國性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新疆阿勒泰的試點經驗將是重要的參考。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去年在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進行實際的探索和試點，并引起中央關注。溫家寶總理上月做客中國政府網時，也給予積極評價。此次中紀委副書記的表態，再次透露出令人欣喜的信息。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卓有成效的防腐反腐途徑，并已為國際上的成功經驗和一些地區的反腐實踐所證明。但內地官員財產申報的立法及制度建設卻一直步履蹣跚。

　　早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的王漢斌，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對即將通過的《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做出說明時就曾指出：“應當說明，一些國家規定公務員應當申報財產收入，我國對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建立申報財產制度問題，需在其它有關法律中研究解決。”

　　一九八八年，全國人大起草關于《國家行政工作人員報告財產和收入的規定草案》；一九九四年，將《財產收入申報法》列入立法項目。此后，從民間到“兩會”，從普通民眾到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不斷為頒行這一“陽光法案”奔走呼號。直至二十年后，雖有一些地方政府進行若干的突破和嘗試，但全國范圍的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仍未能出臺。

　　究其原因，既非時機未成熟，而是來自既得利益者，即官場中各級官員的巨大阻力。公示官員財產的制度，直接觸及官員個人利益，并沖擊官場生態，打破官場的潛規則，注定是不順利的。全國人大代表、煙臺大學教授王全杰兩年前曾專門做過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九十七的官員對公示官員財產公開持反對意見。新疆阿勒泰地區官員財產申報之初，也曾遭遇很大阻力，多達七成的官員公開表示反對，堅決支持者僅占一成。

　　當前，推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條件日趨成熟。首先，民意基礎業已成熟。官員財產申報和公示制度不僅為民眾所熱切期盼，一些官員對其意義和作用也已有深刻的認識；其次，在內地已有相應的實踐積累。如一九九五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于聯合印發《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一九九七年經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的《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出臺，二○○一年頒布《關于省部級現職領導干部報告家庭財產的規定(試行)》等；此外，還有國外以及港澳地區大量的成熟經驗可供借鑒。

　　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韓德云提交的《關于建立公務員財產申報法》的議案，并附上一份六千多字的法律草案。這已是其第四次提出關于官員財產申報的代表議案。他表示：“目前有關公務員財產立法的問題，已經不是做不做的問題，而是如何做的問題。”

　　按照韓德云所提交的法律草案中提出實行“三年豁免期”，即在三年的過渡期內，申報對象主動上繳前的全部違法違紀收入，可按條例一律豁免紀律處分，并視情況相應減輕、免除相關刑事責任。反之，則給予從重或加重處分。雖然這一條款的具體操作仍有商榷空間，但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持續受阻、爭論二十年仍未能在全國推廣的情況下，在一定程度上豁免申報人的法律責任，只要豁免范圍及標準合適，就具有積極意義。

　　反腐敗斗爭事關執政黨和國家的興亡成敗，關乎民心向背。為適應當前的反腐形勢和公民的知情權需求，財產申報和公示制度不能長期停留在論證階段，有必要迅速制定《公務員財產申報法》，借鑒國外經驗，并在立法過程和司法實踐中掃清制度障礙，早日推出切實可行的官員財產申報和公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