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羅蘭•巴特的說法，日本是一個由種種視覺化象徵構成的符號帝國：“在這個國度里，能指(Signifiants)符號的帝國如此之廣闊，它超過了言語的范圍，乃至使符號的交換依然保留著一種迷人的豐富性、流動性和微妙性。

　　盡管這種語言晦澀難懂，這些迷人的性質有時甚至就像是那種晦澀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最典型的表徵該是東洋服飾。雖然每個國家的民族服飾，都有其獨特而豐富的表情，但少有像東洋服飾那樣來得如此體系化。

　　日本近代民俗柳田國男說：“服裝是最能直接表現那個國家國民氣質的東西。”傳統的和服只有兩種尺碼：男物和女物，因此，只有著衣者挑選適合自己的衣服穿，鮮有量體裁衣者。日本的溫泉、進門脫鞋的日式餐館里的拖鞋，也都是不分左右的。

　　就是說，有種高度統一的族群認同：除了最重要的男女差別之外，日本人皆“同質”。試圖在和服的剪裁上打出個性，顯然不是日本的傳統價值觀：在任何時候，只有“和”才是最高目標，而和服恰到好處地體現了這種文化同一性。

　　當然，不是完全沒有變化：少女著衣色彩明艷，上年紀的婦人則低調收斂；那些雖然社會地位不高，但卻殷實富有的商人的行頭乍看質樸無華，但衣服的里襯則是穿金戴銀的綾羅綢緞。除了和服，發型也無言地詮釋著身份：云鬢高挽、簪釵娉婷“滿艦飾”的藝伎與尋常百姓家的糟糠人妻是不至混淆的。

　　與阿拉伯婦女穿的哪都不挨哪的長袍不同的是，和服，尤其是“女物”，精確地描繪出人體的曲線。而且，女性和服內側有好幾層布，一層層裹住酮體，更強調了線條的輪廓。與西洋服飾所不同的，是強調的要素不同：不是胸、腰、臀，而是從肩胛上方到脖頸。凡事有利亦有弊，和服束縛了身體，妨礙了運動，基本上把動作限定于走、立、坐、跪，僅滿足于在榻榻米上的活動。

　　所以，現代乘電車上下班的OL們，平時絕少穿和服。但縱然如此，和服是不會被淘汰的。相反，和服美女被看成帶有某種古風的氛圍，是教養的象征。家境過得去的姑娘，閨中至少會保有一套，以備不時之需(成人式、茶道、花道、結婚式等)。日人不會因為和服束縛身體便將其廢除或改革。就跟美國姑娘脫下牛仔褲換上婚紗一樣，日本女性在和洋兩種行頭之間的轉換幾乎不需要過程。

　　“鎖國”時期結束后，服飾的西化是近代化最初的功課之一。盡管開始的時候，鬧了不少笑話(如把撐裙子以襯托腰臀曲線的鯨骨襯箍倒著用等等)，但最終的結果卻再次自證了模仿功夫的了得，不僅像模像樣，且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東洋制西裝，做工考究，品質精良，板型更適合東方人瘦削的體形；三宅一生、山本耀司、高田賢三、川久保玲等，日本貢獻的時裝設計師國際一流，自有品牌舉世公認，價格不菲。

　　鹿鳴館時代，東洋紳士不僅西裝革履，且懷表、禮帽、手套、手杖，歐洲貴族范兒被認為是套餐，一個不能少，乃至彼時有笑話形容日人著洋服，個個像是去參加婚禮或葬禮。從這里也能窺見日本的民族性格，要拿來，就全套拿來，眼里不揉沙子，容不得半吊子。還有一種解釋是，習慣了里三層外三層和服的束縛的日人，把束縛感訴諸過剩裝備的洋裝——所謂“人是衣服馬是鞍”，服飾作為一種表情，先于個性，首先是社會性的。

　　而最能體現現代日本服飾之表情者，非制服莫屬。日本是當仁不讓的制服大國，從警察到醫護，從空姐到大公司OL，從學生到藍領……不一而足。且其制服設計之完美、用料之高級、品質之優異，堪稱精品。也許惟其如此，日人才偏愛制服也未可知。常見上班族下班時脫掉筆挺的制服，換上皺巴巴的廉價便裝，坐電車回家。

　　但是，如果考慮制服(Uniform)本質上所帶有的某種“被強制檢閱”的意味的話，日人之偏愛制服的社會心理便耐人尋味了。大體說來，兩種潛意識的交織構成了如此心理的底色：一是專業意識。日本雖然也是等級社會，但比起縱向的等級，日人更看重自己的職業，干什么愛什么，以之為榮，所以被稱為“職人”(手藝人)社會。一個成天跟砧板、魚生打交道的廚子覺得自己的職業很榮光，自然對系著圍裙、帶著白紙糊的高帽子招搖過市毫無抵觸；二是集團精神。

　　日人在人群中會有意無意地以“我是誰”、“我在哪”的問題自我提示，同時確認自己的定位，目的是不被邊緣化。只要在集團中，哪怕玩得不夠好也沒問題，但不能掉隊。所以，大公司的上班族們，每天早上拎著沉重的公事包，穿著顏色、款式差不多的西裝，胸前別著社員證，在同一個時間魚貫進入寫字樓，是比什么都踏實的事。

　　(摘自日本《中文導報》 作者：劉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