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26日電 臺灣《中國時報》26日刊出署名文章說，臺灣雖然采用認罪協商，但是歷史上“包青天”的意象仍然深植人心，因此在認罪協商的實務操作上，難免會因為欠缺文化背景而未能掌握精髓。尤其是關于家族成員共同犯罪，可否認罪協商？協商條件為何？如果操作不夠細膩，對于司法正義的殺傷，為害尤烈。

　　文章摘錄如下：

　　“認罪協商”是臺灣“立法院”在2004年修法時增訂，其目的是考慮司法資源的有限性，所以在罪證明確的輕微案件，希望透過檢察官和被告談判而達成罪刑協議，節省冗長的司法調查和詰問程序。

　　法律規定，認罪協商必須在“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之，因為如果不能節省司法資源，那么認罪協商就不具有正當性。

　　認罪協商是英美法系國家“對抗式”訴訟制度的產物，歐陸法系國家對此多半抱持質疑的態度。然而即使是對認罪協商奉行不渝的英美法系國家，也絕對不容許被告在焦土抗爭、負嵎頑抗之后，還能享受認罪協商的法律寬典。

　　因襲歐陸法制的臺灣雖然采用認罪協商，但是歷史上“包青天”的意象仍然深植人心，因此在認罪協商的實務操作上，難免會因為欠缺文化背景而未能掌握其精髓。尤其是關于家族成員共同犯罪的案件，可否認罪協商？協商條件為何？如果操作不夠細膩，對于司法正義的殺傷，為害尤烈。

　　美國最高法院早在一九七八年的Bordenkircher v. Hayes一案中，明確支持檢察官在認罪協商過程中所提出的各種勸誘與恫嚇，法院認定此舉并不違反美國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

　　Stewart大法官明白指出：“被告面臨更嚴厲的刑罰威脅時，無疑地會產生阻止被告行使審判權的效果，但檢察官提出這些困難的選擇，是無可避免而且‘可容許的’，此乃鼓勵而且容忍認罪協商制度的合法體系之特色。”

　　認罪協商的“合憲性”既經確認，檢察官當然盡其所能的在協商過程中，求取社會正義的最大實現。尤其是對家族共犯的案件，認罪協商的條件設定，至關重要。

　　在1992年U.S v. Mackie Bias一案中，Mackie Bias和兒子及另一名共犯，因販賣安非他命而被逮捕，檢察官在認罪協商的過程中，要求Mackie Bias承認販毒；兒子承認持有及意圖散布毒品；另一名共犯承認持有毒品。三名被告均由不同的律師代表維護其利益，避免利害沖突。但是檢察官認罪協商的條件是“包裹交易”，如果任何一名被告拒絕上述條件，則全部協商取消，進入審判程序。

　　這個道理非常簡單，既然是同一犯罪事實，如果只有部分被告認罪，其余被告否認，那么法院仍然要耗費相當的司法資源進入繁復的審判程序；而被告間又具有親密的家族成員關系，如果不采“包裹交易”，無異是任由被告家族操弄司法程序，一方面選擇無罪抗辯，一方面享受寬宥利益，豈有此理？

　　該案被告Mackie Bias同意認罪協商后，又主張其協商并非出于自由意愿而提起上訴，但遭上訴法院駁回。上訴法院認為“包裹交易”的認罪協商并非當然違法，只要法院在審理中履行相關的程序，例如確認被告自由意愿、告知被告法律權利、認罪內容符合事證、了解包裹交易關聯及知悉其余被告刑度等，“包裹交易”的認罪協商即屬合法。

　　依照美國司法實務，檢察官對家族共犯的認罪協商多半采取“包裹交易”的模式，法院則將上述標準列為審查重點，俾能在實踐社會正義和保障被告權益之間，求取平衡。

　　至于部分被告頻鬧絕食、征文比賽、法庭爆料；部分被告拒絕出庭，選擇承認、護夫救子；部分被告認罪協商、南遷豪宅和重新出發等，經檢索英美法學數據庫后仍然查無類似案例，實難評價。(張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