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12日電 美國《僑報》當地時間11日發表署名評論文章說，針對美國嚴峻的經濟形勢，美國國會參議院10日通過了總額為8380億美元的新經濟刺激計劃。面對這份刺激計劃的實施，全球的供求關系必將發生變化，中美兩國的決策者需要充分發揮大智慧，為全球經濟做出貢獻。

　　文章摘錄如下：

　　針對美國嚴峻的經濟形勢，美國國會參議院10日通過了總額為8380億美元的新經濟刺激計劃。

　　面對這份刺激計劃的實施，全球的供求關系必將發生變化，中美兩國的決策者需要充分發揮大智慧，為全球經濟做出貢獻。

　　中美應共同調整貿易失衡

　　從經濟結構來看，中美雙方都存在消費和儲蓄之間的結構不平衡。中國持續貿易順差與國內儲蓄率太高、消費率太低有關；而美國持續逆差，則與其儲蓄率太低、消費率太高等問題有關。

　　目前，中國4萬億元人民幣規模的擴大內需政策已開始實施，這意味著中國將不再依賴拮據的美國消費者。這一舉措不僅有利于中國的國內經濟，同時也會起到支撐世界經濟的作用。

　　在過去的20多年間，出口帶給中國的收益大致只占到GDP的12%左右，中國的經濟增長完全可以擺脫對出口的依賴，這才能真正的發揮了中國自己的優勢。

　　金融危機前后，美國方面認為，人民幣升值可以緩解兩國間貿易摩擦和經濟的緊張狀況。但現實情況是：即使實現了人民幣的升值，也不能夠消除中美兩國間緊張的局面，美國一味敦促人民幣升值并非最好的做法。

　　設想一下，如果人民幣馬上實現25%的升值，而亞洲其它貨幣匯率不變，美國雖然減少從中國進口產品，但會增加從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國進口，美國整體的貿易逆差狀況卻不會發生改變。

　　中美貿易逆差更多來自經濟結構方面的問題，而不能單純地把它看成是匯率原因造成的。這并不是靠一個國家單獨采取行動就能解決，也不是只靠匯率調整就能解決，它需要很多國家共同采取行動。因此，面對中美貿易爭端，我們需要關心的是中美兩國怎樣共同行動，而不是單個國家怎樣行動。

　　促進中國調整經濟結構

　　這次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起到一個很好的喚醒作用，讓人們意識到調整中國經濟結構的平衡以及發展中國經濟特點的問題。

　　在現代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中，金融市場衡量著一個國家的社會和制度競爭力, 例如在美國經濟制度比較好的時候，其金融市場就發展得好，而美國真正最有競爭力的就是金融市場。

　　毫無疑問，在經濟全球化的格局下，金融市場基本上主宰了一切經濟活動的風險。

　　現實的情況是，全球資本出口60%都進入美國，許多國家都認為美國占盡了全球便宜，造成這一現象的關鍵就在于美國的金融市場有著強大的優勢。

　　所以，如果中國想改變談判地位的話，就一定要發展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存在巨大的風險，金融危機更是讓人們感覺到了現代金融模式夢想的可怕和“傷心”。風險本身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怎樣規避和監管風險。應該說此次美國金融危機也將帶給中國新的發展機遇，將導致的未來世界貨幣體系和金融體系的重大變化，必將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

　　不妨分析一下中美兩國銀行業的優勢和合作的可能性，以促進中國經濟結構的平衡。例如在中國的商業銀行和國家政策性銀行，是否可以考慮參股美國的銀行，成為其最大股東之一。

　　這樣的股權結構對中、美都有利，因為中國銀行的優勢是資金雄厚，且不會面臨破產問題，其國家背景能保證長期戰略的實施；其問題是自身機制及國際化團隊還不成熟，對國際市場及機構的運作不熟悉。而美國銀行業的問題則是不得不考慮短期資金及市場壓力，但優勢是具有好的機制及團隊。兩者結合，剛好互補，但需要磨合期，美國金融調整將需要3至5年時間，這段時間，中國金融將有機會大發展。

　　解決經濟問題須解決社會問題

　　一直以來，西方世界生活在“工業化經濟體制”和被稱之為“民主”的政治體制統治之下。這兩種制度于上個世紀末葉，在西方世界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其原因在于它們為那個時代所面臨的一些主要的難題提供了暫時的解決方案。它們的權威影響無所不在地直接反映在這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生活中。

　　時過境遷，其“無所不在”的體制出現了問題。筆者認為，以美國為首的金融體系導致了全球日益嚴重的經濟衰退，究其原因絕非“缺乏自律”、“盲目追求利潤”和“缺乏監管”等因素那么簡單。

　　當前美國金融危機表面是由次貸危機引起的，實質上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結果，也是社會問題不斷積累的結果。這個過分強調個人主義的政治和社會哲學傷害了美國，危及其國家的未來，危及其后代的發展，更為荒唐的是，它使那些試圖實現美國夢的人變得更加艱難。

　　美國經濟學家嘉德•伯恩斯坦認為，以人為本和保證每個人能夠分享發展成果的公平經濟應當是發展政策的核心。而在已過去的歲月里，這個有害的價值體系產生了一系列充滿極度個人主義基因的政策措施，它的核心不是通過政府解決經濟社會問題，而是僅僅通過市場。金融危機的現實可以證明，社會經濟體不論是“計劃中的市場”還是“市場中有計劃”，正確的價值取向才是社會解決方案的核心和關鍵。

　　世界經濟百年起伏動蕩的歷史表明，讓所有國民獲益是實現有效擴大需求和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

　　對于已完成“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化經濟”階段的“消費型”經濟的美國來說，所謂有效擴大內需，就是讓錢盡可能少地流入高收入群體腰包，盡可能多地流入低收入群體手里，以解決貧富差距帶來的社會問題。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決策者在效率和公平的雙重原則下，精心設計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稅收政策和公共服務政策。

　　對于處于“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化經濟”雙型“剛性型”經濟的中國來說，所謂擴大內需，就是讓資金盡可能多地投入到不重復的基礎設施建設，盡可能快地促進國家工業化的進程，讓更多的國民從國家經濟發展中受益，解決經濟發展不平衡帶來的社會問題。

　　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決策者在計劃和市場的雙重調整下，遵循市場原則、發揮國家宏觀調控的作用，制定出更有效的社會機制，進一步觀察各國家和經濟體的振興經濟方案，在全球的供求關系必將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保障“自救”，用大智慧和新眼光隨時審視全球經濟的變化。(劉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