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8日，我和美國造型藝術研究會會長方書久先生出席紐約華美協進社舉辦的當代藝術講座，基本上分清了何謂古典藝術，何謂現代藝術，何謂當代藝術。感謝主講人的悉心講解。

　　我沒有經歷美術專業學校培訓，而是自學成為一名美術工作者的。我自幼臨摹名家名作，在書法篆刻方面受錢君匋大師指導，至20余歲始接觸西方美術。此后，畢加索和塞尚、莫奈、馬奈、雷阿諾及梵高等印象派大師，都是我臨摹的對象。這一時期，我讀遍梵高、戈雅、倫勃朗、列賓等大師的傳記和畫冊。天下萬物，用中西貫通的材質、技藝去描繪當然很好，就是下工夫在現代藝術領域，也夠我們忙活一輩子了！

　　當然，人總是要追求更高目標。但當我聽了主講人介紹的當代藝術作品，不禁感到十分喪氣。徐冰的“天書”，讓所有中國人不識，還推出一幅配有中英文字的豬公婆交配圖，真讓九泉之下的蘭亭諸公、唐太宗及歷代書法家斯文掃地，更會引起他人的反感。

　　不錯，我們是經歷過“文革”，紅衛兵上山下鄉，耽誤了不少青年人的寶貴年華。但也有一大批“50后”，回城上大學，出洋又“海歸”的。商界如吳鷹、張朝陽、丁磊、王志東等，政界如上海市長韓正等一批“革命后代”。還有兢兢業業的返城“知青”，后來又默默忍受下崗之苦的，他們都是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然而至20世紀90年代，所謂“憤青”不知農民的苦，卻諳熟西方的自由享受，對什么都有氣。主講人介紹幾幅苦著臉、癡呆、麻木、不知所措的青年畫，還把紅衛兵袖章放在那里，恐會引起誤解。

　　除了紅衛兵，還有反右擴大化、大躍進造成饑荒、大煉鋼鐵、破四舊等，這些負面的史實被戴著有色眼鏡的人當作了攻擊的靶子。對比之下，載人飛船上天、核潛艇下海、13億人的生活水平達到中等發達國家層次，才是值得用藝術去反映的。

　　我有幸生于上海，看遍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中外電影和小說名著。張藝謀最初的《紅高粱》，用特有的攝影手法表達土得掉渣的故事，客觀上迎合了別有用心的西方人，被后者當成笑料而送一個獎項。后來，張藝謀注意到這個現象，在奧運開幕式上取得空前成功。香港有很多經濟能手，1997年前出走美、加、澳，之后又回歸，無論從港澳臺還是從大陸留洋的藝術家，后來也大都回國大放異彩，因為他們身后有13億人在捧場。

　　如果我們搞藝術的不為大多數人著想，而專門去追求驚世駭俗、難以拿捏的所謂“當代藝術”，像“憤青”那樣抱著不切實際的想法，就會把事情辦擰了。自己有特長，還是平和包容、回歸自然為好。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就像張藝謀和“海歸”們那樣，各盡所能，各得其所。

　　藝術創新難免要走彎路，但當中國當代藝術在全世界有了市場，一定會出好作品。我更希望，除了中國作品，主辦方還介紹一些其他國家的頂級作品，讓人們對當代藝術有個好印象。

　　為進一步學習，我去了紐約現代藝術博覽館，欣賞當代大師們的耐人思考的作品，如瑪琳·杜瑪斯的黑色素描，再如安迪·沃霍爾的瑪麗蓮·夢露和毛主席像。以上二位站得很高，看得很遠，那才是我們學習當代藝術的榜樣。

　　(摘編自美國《僑報》 作者：吳君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