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6日電 香港《亞洲周刊》2009年第6期刊文說，在有關香港經濟發展模式和人文反思爭議上，香港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建立的獅子山精神已逐漸消亡。香港獅子山精神的消失和新自由主義催生的經濟金融化有關，原來的獅子山精神更淪為如沉迷賭場的投機行為。

　　文章摘錄如下：

　　近來，香港文化界、學術界對于香港的經濟結構、人文反思有不少爭議，但我想強調的是，需要反思的不僅是市場架構，或是新自由主義的缺憾，更重要的是香港的歷史性。我們面對的不是市場的崩潰，而是價值的崩潰。

　　我們一向所依賴的價值在這十幾年中已經逐漸消亡，而同時也暴露了香港的一些根本的問題。這些問題十分吊詭，我暫稱之為香港理性，我想借這個機會批判這個理性。

　　所謂的獅子山精神，是指香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催生出來的一種家庭、工作的價值，這種價值可見于和諧家庭以及肯捱肯干的精神，這些都體現在電影、電視等不同的媒體。而這種價值既是香港的歷史性，見證了新自由主義市場在香港近五十年的發展，反映了香港經濟及文化發展的深層次的矛盾，同時也反映了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一個危機，這個轉變見諸于生產模式、美學的轉移。

　　這看起來固然有模仿康德的影子，但也不妨以康德的“先天可能性的條件”作為切入點。

　　一九五五年，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第一次到香港，當時的香港充斥著難民，經濟尚未發展，弗里德曼覺得香港是一個miserable的城市，因為許多難民都被安排住在狹窄的房間，而且是一個家庭一間房間。

　　一九六三年，弗里德曼第二次到訪香港，和當時的財政司郭伯偉(Cowperthwaite)會面，他問及香港的經濟數字，郭伯偉回應他不會讓英國政府算這些數字，香港必須落實自由市場。

　　香港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在七八十年代逐漸發展到高峰，而經濟也開始轉型，輕工業逐漸北移到深圳，而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也開始確立。我想在這里嘗試指出獅子山精神的出現是物質性的，也即是和社會的生產模式無法分離。六七十年代的經濟情況是多勞多得，只要你肯努力肯定會有出頭天。

　　一九七九年黃沾在《獅子山下》一曲中，填上了“我地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一九八一年股災重臨，但當時金融市場并不是今天這樣，大多數打工仔還并不是靠金融為生，銀行里的存款是每月的工資扣除生活費后積蓄下來的，這個模式是線性的，于是香港又靠獅子山精神回復生機。

　　美國應該學習香港？

　　一九九七年，在弗里德曼首次訪港的四十二年后，他寫下了“香港真正的一課”，指出美國必須學習香港的資源利用，不應該補助煙草又不鼓勵吸煙，補助養育兒童又不鼓勵生育等等，美國必須和香港一樣締造自由、競爭的市場。因為香港實驗是空前的成功，香港從一九六零年到一九九六年，人均收入從英國的四分之一，變為超前英國三分之一。

　　在過去的十年里，社會的生產模式已經徹底改變，輕工業北移，香港經濟轉型成服務和金融為主，個人的財富增長呈非線性。在跟著的十年里，香港要和倫敦、紐約、巴黎看齊，唯一一點做得到的就是金融市場。十年之間無論從科網熱潮，還是到雷曼債券，性質完全是投機。

　　二零零八年，弗里德曼去世兩周年，許多老人家靠當年“獅子山精神”存下來的一筆錢，就在金融市場里蒸發，而香港依賴的獅子山精神亦如是。或者我們其實應該一早察覺，獅子山精神經過“SARS”一役后已變成了共渡時艱的代名詞，其歷史性已崩潰。

　　獅子山精神代表的是經濟個體經過辛勤勞動換取過來的成果，這是經濟自由所賦予的。而“經濟自由”的概念在弗里德曼的《Capitalism and Freedom》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的基礎。

　　七八十年代的發展，獅子山精神的美學可見于和諧家庭以及肯捱肯干。但獅子山精神卻隨著新自由主義的進化而衰退，因為金融化的新自由主義已經不是靠線性累積財富的獅子山精神來維持，而是“葡京精神(賭博精神)”。

　　我們可以深入哲學的思考，也即人的存在和自然的價值，如博蘭尼批判資本主義對土地、勞工以及金錢的抽象，今天這些價值不僅被量化，而且被金融化。一個新的經濟體系不是要派錢，而是要有一個新的根基，這是金融風暴之后必須面對的問題，而這個根基必須是超越經濟價值的。(許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