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25日電《日本新華僑報》12月25日發表評論文章指出，三十年前那種中日“蜜月關系”產生于特殊時代的特殊背景，也許很難再現。因此，中日兩國政府追求戰略互惠的平等伙伴關系，也許更為穩妥和可持續。

　　文章摘錄如下：

　　鄧小平訪問日本和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簽訂三十周年即將過去。而今的中日關系盡管領導人互訪頻繁，經濟貿易日漸加深，但是實際上友好基礎仍然十分薄弱，任何積極的改善都會遭到質疑、謾罵，任何一個突發事件都可能導致惡化，不免讓人想起30年前的中日關系。

　　1978年，中日兩國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可以說是這30年來中日兩國民眾感情的黃金時期。1977年日本政府的調查結果顯示，認為在亞洲最應該和中國搞好關系的民眾達66%，有42%的日本百姓最想去中國看看。1980年，對華親近感達到歷史最高峰，為78.6%。1982年，雖然略降到72.7%，但是首次超過了對美親近度(71%)，中國成為了日本民眾最親的國家。

　　當時中日經貿迅猛發展。眾多日企踴躍投資中國，人員交流十分頻繁。而在北美和歐洲市場，日本經濟受到重挫，這也使得亞洲，尤其是對華貿易對日本尤為重要，中日進入美好的“蜜月期”。

　　中國人開始熟悉日本許多文化和產品，癡迷其中，那種狂熱超過了目下任何一個流行趨勢。電影上，有日本的《追捕》、《生死戀》、《望鄉》；歌曲上，有日本的《北國之春》、《拉網小調》、《如果幸福你就拍拍手》；商品上，更是接踵而來，目不暇接，豐田、索尼、松下、三洋。在百廢待興的中國，每一個青年人為能擁有一件“日本造”而興奮不已。

　　日本人對華親近感出現的第一次大幅下降出現在1982年前后，此時對華親近感從78.6%下降到68.3%，降幅超10%。當時這一結果主要是受到教科書事件和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影響。而改革開放后，經過中國媒體報道，日本歷史問題終于凸現出來，中國人不在關注日本僅僅限于經濟和文化領域，更有歷史問題成為日本永遠擺脫不掉的罪惡，時刻等待并且接受中國人的道德譴責和審判。

　　有人認為，改革開放時期日本造成的歷史問題空前嚴重，中國人才有反日言行。其實，日本對華態度，尤其是小泉政府，比改革開放初期有些惡化，但是5、60年代日本追隨美國反華、和臺灣“建交”，公然敵對中國，實際上問題更為嚴重。只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中國并沒有在意，或者在為數眾多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中，日本的目標并不突出。

　　30年來，日本形象一落千丈，小泉純一郎成為深淵。其實，高倉健和小泉純一郎都不能代表日本的所有品質，也不應該代表日本的全部形象。如果把高倉健背后的日本看得太高，那是因為蹲下；如果把小泉純一郎背后的日本看得太小，那是因為站在云里。

　　三十年前那種中日“蜜月關系”產生于特殊時代的特殊背景，也許很難再現。因此，中日兩國政府追求戰略互惠的平等伙伴關系，也許更為穩妥和可持續。(王錦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