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8日電 香港《文匯報》12月18日在“百家廊”欄目載文指出，在社會轉型時期，尤其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山寨文化”作為一種體制外的文化，一種有別于主流文化的亞文化，它的出現和流行對于社會來說，暫時起到“利大于弊”的作用，特別是對于那些高高在上的盤踞于廟堂之上的廟堂文化，更是能起到促進其變革創新的促進性作用。可是，隨著社會轉型的成功，文化逐漸回歸它的本來面目，山寨文化由于缺乏對文化最起碼的敬畏和尊重，它也會和“惡搞文化”一樣逃脫不了速生速朽的命運。

　　文章摘錄如下：

　　一會兒欣賞著從山寨MP3里傳出來的“山寨流行歌”，一會兒擺弄著山寨手機的屏幕上不斷變幻閃動的鏡頭，一會兒輕點鼠標，為自己喜歡的山寨明星搖旗吶喊。曾經是“惡搞文化”忠實粉絲的阿威，如今一開口必稱自己是一個徹底的“山寨文化”追隨者。從身上穿的，手中用的，到耳邊聽的，無一不“山寨”的他從不忌言“山寨產品”“山寨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快樂和感覺，滿足了他的文化想像和豪奢欲望。

　　阿威說，只需用很少很少的錢，就可以消費掉很大很大的欲望，快樂出很名牌很名牌的感覺，何樂而不為呢？

　　沒人知道“山寨文化”起源于何處，就連那些個振臂高呼“人民春晚人民辦，人民春晚為人民”，發誓一定要辦出一場高水平的“山寨版春晚”的人來說，一樣也不知道“山寨文化”到底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在網絡上烽火燎原起來的。

　　可是，這一點也不妨礙“山寨文化”在一個眨眼之間就占據了網絡的每一個角角落落，成為網絡上最能吸引網民的注意力，最為炙手可熱的詞語，山寨《百家講壇》、山寨劉翔、山寨周杰倫、山寨諾貝爾獎、山寨《紅樓夢》……

　　網絡的鏈接有多長，“山寨文化”就能“文化”得多廣，一片又一片的山寨電影風靡網絡，一個又一個制作粗糙卻很能博人一笑的“DV”，獲得了越來越多網友的點擊，如果說山寨版《紅樓夢》左看、右看、無論怎么看也就只是圖一個樂的話，那么當長春電視臺《理財正前方》節目主持人劉暢由于和劉翔長得像，被廣告商看中，接拍了跨欄廣告，并多了“山寨劉翔”的稱呼；福建人周財鋒因長相酷似周華健，從2002年接拍廣告開始，至今已經接拍了洗衣機、電冰箱、皮鞋等10多個產品的廣告之后，山寨文化早已遠離“惡搞文化”“雷詞文化”這些純粹的“草根文化”領域，升級到了以小資本博取大利潤的“商業文化”領域。

　　山寨一詞，古就有之。比如《水滸》里的梁山泊。便是山寨。但山寨的含義在今天卻有著特殊的社會意義，山寨是與廟堂、官府對應的地方。山寨既可以奉行民眾“聚義堂”的所在，與官府對抗；也可改成“忠義堂”，接受招安，與官府合作。

　　以“草根文化”對抗文化霸權，以普通大眾的激情，反抗精英規則的壓制，“山寨文化”之所以能以星火燎原之勢得到民間下層消費者和大多數網民的熱烈追捧和歡迎，價格低廉，甚至于免費欣賞，是其原因之一，更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山寨文化”無一不深深的打上了草根創新的智慧烙印。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是“山寨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山寨文化”之所以能在抄襲與模仿的羊腸小道上一路狂奔，并成功的獲取和實現“低成本高回報”資本夢想的原因。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曾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今天的市場經濟是一種符號經濟。人們去吃漢堡包，可是從來沒有真正吃到過漢堡包；因為，真正的漢堡包只存在于美麗絕倫的廣告畫中，那種青翠與淡黃相間的亮麗漢堡包，只能作為一種恒久而又延遲的欲望存在。”

　　山寨文化之妙處正在于“漢堡包的符號代替了漢堡包”并以廉價、實用滿足了人們欲望中符號似的“奢侈”快感。在小康社會還沒有全面形成的今天，在草根階層、平民階層距離“精英文化”越來越遠，越來越消費不起主流文化，無法融入主流文化的今天，草根與平民的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對于時尚文化的渴望，幾乎是在瞬間就義無反顧的“消解”在對“山寨文化”的追捧和酷愛當中。比如說，網民對山寨明星的追捧，人們可以在山寨明星的身上欣賞到了“正版明星”不可能出現的表情和話語，通過“山寨明星”的調侃語言與幽默行為，宣泄自己對社會種種不良現象的不滿，對官場腐敗的痛恨，對于公序良俗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渴望。

　　曾幾何時，當《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等“惡搞文化”風靡并吸引了無以計數的網民追捧時，作為草根文化的代表，作為以顛覆、反判、解構主流文化的標志性文化，也曾引來叫好不絕的“文化效應”。可是，在正統文化的前堵后追和口誅筆伐之下，“惡搞文化”終于落入昨日黃花，風光不再的尷尬境地。“山寨文化”會步“惡搞文化”的后塵嗎？

　　實際上，在強大的正統文化精英文化所共同筑起的藩籬面前，在文化行業塵囂日上的“文化潛規則”面前，盡管山寨文化以其頑強的草根生命力和無所顧忌的草民智慧性，收獲了一批又一批的網民注意力，可是由于模仿，由于抄襲，由于“傍名牌”，“山寨文化”哪怕是在最狂熱的制造者和追捧者眼中，也一樣屬于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假冒產品”。“惡搞文化”曝光了主流文化的做作和不足，可它對文化的不尊重卻成了它曇花一現的致使死穴，當“山寨文化”攜帶著剽竊、劣質、冒牌、復制等標簽“雷”倒一批又一批的網民之后，筆者不得不說，總有那么一天，山寨文化必將與惡搞文化殊途同歸。

　　在社會轉型時期，尤其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山寨文化”作為一種體制外的文化，一種有別于主流文化的亞文化，它的出現和流行對于社會來說，暫時起到“利大于弊”的作用，特別是對于那些高高在上的盤踞于廟堂之上的廟堂文化，更是能起到促進其變革創新的促進性作用。可是，隨著社會轉型的成功，文化逐漸回歸它的本來面目，山寨文化由于缺乏對文化最起碼的敬畏和尊重，它也會和“惡搞文化”一樣逃脫不了速生速朽的命運。(東方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