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6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2月16日發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撰寫的專欄文章指出，中國應付危機的重中之重應當是拓展內部需求。就是說要擴展國內市場。現在是中國高度依賴西方市場。這個局面如果得不到改變，中國會繼續受西方毫無道理的制約。拓展內需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的建立就會促成西方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一旦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的得到建立，市場就可以有效地消化西方對中國的壓力。

　　文章摘錄如下：

　　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已經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這種影響估計會在今后數年繼續顯現出來。這次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不可低估。危機源于美國并延伸到西方各國。中國在初期影響并不大，主要表現在美國的各種形式的投資受到牽連。但這種對中國海外投資的影響很難對中國的實體經濟產生很大的沖擊。不管怎樣，金融經濟部門在中國的整體經濟中所占的份額并不是很大。

　　不過，隨著西方金融危機開始影響實體經濟，中國就很難抗拒其所帶來的沖擊了。可以說，金融危機對西方的影響和對中國的影響就其本質來說并沒有什么區別，所不同的只是程度罷了。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互為負面影響，導致惡性循環。原因非常簡單，就是中國和世界經濟體的高度一體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經歷的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類似早先亞洲“四小龍”(韓國、香港、臺灣和新加坡)模式，即外向型經濟或者出口導向模式。這種發展模式在中國有其歷史必然性，并非純粹的人為選擇。在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閉關守國政策，內部的發展沒有任何有效的動力機制。當時的領導人對國際形勢的認識很清楚，改革開放從東南沿海開始。開放首先導致海外資金的流入，先是華僑資金，后期是西方資金。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中國非常成功地利用了國際資本的流動，把中國經濟納入世界經濟體運作過程之中。沒有如此開放政策，中國很難想象能夠在西方的阻力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很成功。在并不長的時間里，中國儼然成為了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基地。這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

　　人們往往把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理解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這很確切。但可再進一步說，“對內改革”的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為了“對外開放”。在很長時間里，與國際“接軌”是中國決策者們的政策重點。“接軌”的努力使得中國內部體制的改革和變遷獲得了巨大的動力。可以說，沒有外在的壓力，人們很難看到今天中國所經歷的內部體制變革。

　　也就是說，在過去的三十年里，中國的經濟的服務對象更多的是國外市場，而非國內市場。中國盡管是個大陸型經濟體，但其優勢并沒有體現出來。每次外部發生危機，中國都要受到直接和間接的沖擊。實際上，中國并沒有成為像美國那樣的大陸型經濟。除了和國際市場高度接軌的東南沿海一帶，國家其余地區的經濟并沒有很好發展起來。這已經導致了很多負面效應。例如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和收入分配差異。很多年里，中央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來減少這些差異。

　　但可以說，如果經濟發展結構或者模式不改變，政府方面無論怎樣的側重于“二次分配”的努力很難非常有效。再者，這種發展模式也導致了各省之間的經濟互相依賴度很低，但和外國市場反而有很高的依賴度這種奇怪的現象。世界銀行的數個研究都發現，中國各省之間的經濟整合度遠遠不及歐盟主權國家的整合，甚至也不及冷戰期間的蘇聯各加盟國之間的聯系。這種結局并不是一般人們所認為的是因為地方政府搞地方保護主義，而是因為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必然結果。當然，如果結構不調整，從長遠來說，會對國家的整合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很顯然，這種經濟結構也使得中國很容易受制于外在的壓力。從世界經濟史的角度，中國的外向型經濟對世界經濟作出的貢獻怎么說也不會過分。很長時間以來，中國是世界經濟持續發展的最主要一個因素。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產生的廉價的商品有效遏制著西方的通脹壓力。同時，西方等經濟發展和較發達國家在把低技術(往往是有害于環境)的產業轉移到中國之后，進行了有效的產業升級。但是，對這些，西方并不領情。西方在從中國獲得巨大的利益的同時，也經常在很多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包括環保問題，勞工和人權問題等等。他們忘掉了中國在這些方面的問題都和西方有關。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是一個脆弱的經濟強國。盡管經濟發展很快，但受國際經濟影響很大。再者，支撐發展的內部動力不足。從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來說，這種發展模式的潛力已經到了一個極點。為了對付金融危機，決策部門的重點仍在想盡各種辦法刺激出口和吸引外國資金。盡管這樣做對追求經濟增長不無道理，但不能盲目。在對外經濟方面，中國是時候進入一個很長時間的鞏固階段，而不是繼續毫無道理地進行擴張。比如說，提高外國投資的品質要比規模更為重要。在對外經濟領域也要講產業的升級。

　　應付危機的重中之重應當是拓展內部需求。就是說要擴展國內市場。現在是中國高度依賴西方市場。這個局面如果得不到改變，中國會繼續受西方毫無道理的制約。拓展內需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的建立就會促成西方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一旦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的得到建立，市場就可以有效地消化西方對中國的壓力。

　　內部消費市場的建立也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這次危機表明，可持續的發展不能依賴于國際市場。近數十年來，盡管全球化不斷深化，但并沒有促成全球性規制體制的確立。各國只不過是各自想從全球化途經來獲得經濟發展的動力罷了，具有很大的機會主義色彩。雖然危機之后，各國政府在強調規制市場，但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全球規制體系并非容易。在這樣的情況下，盡管中國不可能孤立于國際市場，但必須意識到這個市場的有限性。

　　一個名副其實的經濟強國取決于內部生產和需求市場的確立。美國的強大在于其強大的內部生產和需求。中國經濟要強大，必須兼顧國際和國內兩個經濟大局。現在的重點是國際市場和積累，造成強國際市場、弱國內市場，高積累、低消費的局面。因此也造成了那種中國人積累，西方人消費的模式的國際經濟局面。很顯然，這樣的國際經濟體系缺乏公正公平性。正如在生產過程，中國的高積累也對西方經濟體正常運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西方并不買賬。這次金融危機之后，就有西方人出來指責中國的高積累。中國要確立消費社會，這并不是說是為了回應西方，而是建立一個公正公平的世界經濟體。

　　金融危機已經引出了中國國內有關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的種種討論。但是到目前為止，討論還是不夠深入，停留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層面。實際上，調整也好，轉型也好，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增長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國際戰略問題。應當特別強調的是，這種調整和轉型并非要回到從前的關門政策，并非要實行經濟貿易保護主義。鞏固內部的經濟體是為了更好的開放，更有效的開放和更持續的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