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5日電 香港《大公報》發表署名文章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又到了一個新的轉型期，特點是：切實調整內需與外需的比例，逐步降低對外貿易依存度，依靠國內市場繁榮帶動經濟增長，有效減少國際經濟波動對國內經濟的沖擊程度，有效提高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使人民富裕起來。

　　文章摘錄如下：

　　今年的經濟工作會議具有很高含金量、不同尋常。不同尋常的原因不僅是它召開的時間正值全球經濟頹勢之際，也不僅因為明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在這種特殊的時間節日，經濟就往往不再單純屬于經濟，它會被賦予更多的非經濟意義。會議且突破了例行公事式的陳規俗套，對今后幾年甚至更長一個階段的中國經濟發展提出了帶有轉折性的指導思想。筆者以為，這些具有轉折性的指導思想集中體現在會議提出的幾個“第一次”──

　　會議第一次明確指出，要切實調整內需、外需比例，逐步降低對外貿易依存度。

　　會議第一次明確表示，要有效提高消費率，要把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置于令百姓消費增長的基礎上。

　　會議第一次明確提出，要逐漸轉變勞動所得占GDP比重較低的利益格局，優化調整勞動與資本的分配關系。

　　這些“第一次”均事關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的大局。無論它們是第一次提出，還是第一次被承認，或是第一次被認可，都說明中國決策層具備敢于在危機時刻大張大闔、及時調整發展戰略的氣魄，這種與時俱進的銳氣和勇氣，值得稱道。應該說，這次會議做出的重大決策是真正按照科學發展觀的精神、精細縝密及時判斷我國國情和世界經濟走向之后得出的結論，是一次實事求是精神的勝利。

　　要真正把會議的精神貫徹到明年以至更長一段的工作中，卻絕非易事。首先是各級政府和政策制訂者要對當前中國與世界的政治經濟大環境的急劇變化有一個清醒判斷。換句話說，就是對所謂的戰略機遇期已經部分消失要有充分認識。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曾以各種形式在各種場合談到過中國要抓住“戰略機遇期”發展自己的問題。當時他所說的這個“戰略機遇期”主要是指世界規模的戰爭打不起來，世界大潮流是和平與發展，所以中國的經濟可以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到了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冷戰結束，鄧小平在深圳和上海又多次提出，世界給中國的機會不多，要抓住機遇快一點發展。顯然，在這個時候，他所說的機遇和機會就不再是“世界大戰打不起來”，而是指中國要擇機大步進入經濟全球化大市場的問題了。

　　應該說，中國執政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在過去的歲月中，沒有貽誤戰機。我們利用不斷擴大的國際市場和商機，迅速打造了一個面向全世界的制造業體系，使全世界生活日用品中的60%以及大部分制造業產品都打上了MADE lN CH1NA的標簽。我們利用戰略機遇期，進行了千年未有的國土整治，與此同時鋼鐵水泥的產量躍居世界第一。許多全國性的基礎設施建設如鐵路高速公路水壩機等等都從極為匱乏走向了世界領先地位。山河再造，神州昌盛，一句話，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讓中國發生了滄桑之變，為中國成為世界級經濟大國打下了豐厚扎實的基礎。

　　然而，上天并不總是厚待中國，幸運也不會永遠與我們如影隨形。2008年，經過了前所未有的大悲─四川汶川地震；又經過了前所未有的大喜─北京奧運之后，一場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嘯和經濟衰敗終于與中國不期而遇。世界經濟增速的減緩、下降、倒退，國外市場的急劇萎縮，中國出口貿易的強勁勢頭難以為繼，這些衰退狀況已經非常現實也非常清楚地告訴中國人：鄧小平曾經預言過的幾十年的“戰略機遇期”已經部分成為過去，他老人家所指出的中國可以借助的世界經濟發展的“快車道”也已經基本走到了終點。面對戰略機遇期的悄悄隱匿而去，中國各級政府和各級決策部門的“頭頭腦腦”在思想上都必須十分清楚十分明白：即中國的經濟發展又到了一個新的轉型期。

　　這個轉型的特點就是：盡快改變外貿依存度偏高等失衡問題，切實調整內需與外需的比例，逐步降低對外貿易依存度，依靠國內市場繁榮帶動經濟增長，有效減少國際經濟波動對國內經濟的沖擊程度。而要依靠國內市場的繁榮帶動經濟增長，就必須有效提高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使人民富裕起來。只有把擴大居民消費需求放在擴大內需中最突出的位置上，只有把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置于百姓消費增長的基礎上，才會使中國從非消費型國家變為消費型周家，也才會使中國經濟獲得真正持久健康發展的永恒動力！

　　要做到這一點，除了全國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擴大就業、縮小城鄉差距等措施之外，我認為，實現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轉型，最重要的是要逐步提高勞動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逐漸轉變勞動所得占GDP比重較低的利益格局。

　　中國改革開放的頭幾年，農村由于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和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收入大幅提高；城市由于提高職工工資和實行獎金制度，收入水平有了較大提高。但隨著按勞分配與多種生產要素相結合的收入制度的實行，勞動本身在要素競爭中漸呈弱勢地位，中國的勞動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開始下降。據不完全的統計，早在2005年中國勞動所得占GDP的比重就僅為36.2%，比1983年還下降19.8個百分點。這種比重，大致只相當于發達國家的1/3或更低。不言而喻，勞動所得比重的下降就是資本所得和政府收入的提高，這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關系。

　　當然如果僅從增長而言，中國的勞動所得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速度是快的。1978至2005年，扣除物價因素，我國人均勞動收入年均增長6.7%，盡管與人均GDP增長速度比較有所遜色，但依然是一個非常出色的指標。

　　勞動收入在GDP中比重過低的現象不僅直接造成了消費比重過低，投資比重過高的不平衡；而且擴大了收入差距。國家雖然有較高的人均GDP，但人民群眾得到的實惠卻相對較少，這將極大地影響著社會穩定。毫無疑問，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必須充分體現在國民經濟分配的結構中。這是此次全國經濟工作會議引申出的思考，也是提高國內消費水平的應有之意，更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獨特國情的大國構建經濟發展模式的核心理念。(秦曉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