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2日電 最新一期香港《亞洲周刊》在“封面專題”欄目載文指出，百萬川震志愿者以網絡、手機等方式自發集結，奔赴災區，他們小規模編隊，臨時組合，卻展示世界史上最大規模、也最快速的一次民間動員。他們救急扶難，發揮同胞愛與人道精神，展示中國公民社會的發育茁壯，超越意識形態限制，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這支民間百萬大軍，被選為亞洲周刊二零零八風云人物。

　　文章摘錄如下：

　　很多人不知道，在今年五月十二日四川大地震后，來自全國五湖四海、奔赴災區現場的志愿者(義工、志工)，在一周之內，高逾一百萬人。他們不是由黨政力量組織，而是民間自下而上，透過互聯網和手機，以小規模編隊的方式，臨時組合，卻展示了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也最快速的一次民間動員。

　　這支民間百萬大軍，因而被選為亞洲周刊二零零八風云人物。他們不顧自身安危，甚至有人因此犧牲性命，但卻救急扶難，發揮同胞愛與人道精神，也展示中國公民社會的發育茁壯，可以超越意識形態的限制，推動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四川綿竹的遵道鎮是今年汶川大地震的重災區，如今災后半年多，依然能夠看到當地老百姓在墻上寫滿“志愿者同志們辛苦了”之類的留言。這類留言其實散見災區各地，并且往往將解放軍與志愿者并列，“感謝解放軍，感謝志愿者”。這些留言背后，是二零零八年中國大地所經歷的最為波瀾壯闊的民間動員，也是二零零八年中國最被忽略的歷史性事件。

　　五月十二日下午兩點二十八分，汶川大地震爆發。“我們該做些什么？”很多中國人都在問。晚上八點前后，成都人民廣播電臺接到血庫告急消息，立即廣播號召市民獻血，血液中心很快出現千人排隊的場面。晚上九點，成都的出租車司機開始主動趕往都江堰拉傷員。半夜十二點以后，成都當地廣播臺緊急呼吁更多出租車趕往都江堰。看到央視及全球媒體所呈現出來的災難畫面，無數成都以外的人準備奔赴災區，貢獻自己的力量。五月十二日到十五日，在救援的黃金七十二小時內，出現來自全中國百萬志愿者奔赴災區的場面。

　　五月十九日，四川共青團省委公布的數據顯示，截止到當天，登記的志愿者達一百零六萬之巨，來自全國二十一個省份，其中成都人約有十萬。六天內，這一百零六萬自發動員救災的志愿者，成為世界史上自下而上最大規模和最快速的動員，創造了世界歷史上的奇跡。這還未將大批尚未登記的志愿者、草根NGO、以及來自港澳臺與國際的志愿者包括在內。《人民日報•海外版》在六月份的報道認為，川震志愿者數量高達“三百萬”。后來，四川共青團繼續公布的信息中，報名的志愿者已超過一百一十八萬，派遣人數則超過一百五十三萬。如此短時間內、全是自發動員，川震志愿者超過百萬之眾，在地震之前沒有誰能預料？

　　遼寧人蘇玉雙，在遼寧朝陽縣經營一個小飯館。川震后第二天，蘇玉雙覺得自己的護理經驗能為受災群眾帶來幫助，于是收拾好隨身物品就上路了。但是在北京火車站，售票員告訴她十四號到十七號的票都賣光了。為了趕往災區，蘇玉雙找到北京西站一位負責人求情，特別安排了十七號到成都的車票，離開時她狠狠地向站長鞠了一躬。蘇玉雙一抵達成都立即就趕赴華西醫院，她向接待她的院方人員說，自己要赴重災區北川救援。蘇玉雙千里迢迢滿懷熱情趕到成都，院方人員沒法勸住她，只能說：“好，我們送你去車站，但是如果你到不了北川就立即回華西，我們這里更需要你。”最后，由于北川的交通受阻不得不返回。

　　胥悅，二十出頭，四川人，北京電影學院研究生。地震發生時自己正在樂山的親戚家。看著電視上的災難畫面，感覺自己再也無法平靜的生活。十四號，她趕到接收了大量傷員的成都華西醫院做志愿者。

　　冀冰，四川人，三十歲。五月十三日，他來到救災期間接收最多重傷病員的華西醫院，看到醫生與護士處于滿負荷狀態，超量病人涌入導致新病人完全無人看管，情況非常危急。在國外受過專業社工訓練的他，一個人做起了志愿者。過了一天，更多人看到了醫院的混亂，紛紛與冀冰一起看護幫助病人。慢慢的，一個團隊建立了起來。冀冰發揮自己受過的組織訓練，將這個臨時的團隊高效運作起來，組成了一個草根志愿者團體。與冀冰一起的胥悅說：“這里的志愿者，前面五天就有三千，后來持續到六月份，估計也有五千人。”其實，十三號以后，與華西醫院類似的草根志愿者組織，在整個災區遍地開花。

　　王晴，成都人，二十幾歲的小伙子，以前做過野外生存的培訓師。無法抑制想做點事情的沖動。十三號，他聯系朋友決定去彭州。他說：“之所以選擇去彭州，是因為感覺我們野外生存的經驗可以幫到很大的忙。”到彭州做志愿者要先到團委拿路條。到了團委才發現，“當時志愿者非常多，人滿為患，很多人都是報了名但是根本走不了”。

　　五月十四日，新疆一支職業的登山隊到達成都，他們去團委報名，他們帶著裝備希望能夠進入災區展開救援。但是此時團委的志愿者報名處排起了長龍，無數個來自各地的志愿者趕往這里報名。團委無法給每支志愿者團隊安排工作。于是新疆的這支登山隊直接沖到重災區安縣。十五號，在進入安縣唯一暢通的公路口三家坪處，他們被人攔了下來。攔住他們的人是王晴。當天被王晴攔下來的不止有這支登山隊，還有一支政府進災區考察的隊伍，以及眾多記者和其它志愿者。

　　徐斌，四川人，“圣愛基金會”的創辦人之一。這個基金會關注的重點是孤殘兒童，以及痲瘋病人。但是地震發生后，為了救助更緊急的病人，他們決定暫時把目光投向了災區。十四號，聽說安縣還沒有通信，所有的人都很惱火。省紅十字會安排他們去安縣。于是，徐斌聯系“駝峰登山俱樂部”的朋友，組織了二十多輛越野車，趕往安縣。在接近安縣的茶坪鄉的山腳下，很多人都被震撼到了。“當時情況很亂，把我們的車當救護車用，很多傷員從山上出來，受傷已經超過十幾個小時了，有的傷員失血過多，如果要再‘折騰’送到成都等地救治，肯定受不了。”看著那些傷員，他們無法離開。于是，他們連夜在這里建起了一個救助站。徐斌說：“這大概是災后第一個救助站。”在救助站里對解放軍救出來的傷員做簡易包扎，然后送往大城市的醫院。

　　王晴是十四號就來到這里的。他加入了徐斌組織的救助站。因為消息隔絕，安縣里面的情況讓外界非常擔憂。徐斌說：“此時安縣里面也派人向外探路。他們摸著懸崖邊走了出來。出發的時候一共七個人，全是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其中五個在路途中死掉。”最終只有兩個人活著到了三家坪。于是安縣內部的情況才為外面所知。一直到十九號，徐斌等人組成的救助站成了安縣前線事實上的總指揮部。協調交通、分配物資、救助傷員，統統都由他們這些志愿者負責。中國大陸著名的公民記者周曙光，在震后的最初幾天也在災區做志愿者，事后他回顧說，在政府近乎癱瘓的情況下，一些志愿者組織甚至起到了臨時政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