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1月25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1月25日發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撰寫的文章《中國改革開放對世界意味著什么》指出，如果說中國模式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更多的是發展經驗問題，那么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來說則更多的是一種價值問題。對很多西方人來說，中國模式就是對西方的價值的挑戰和競爭。他們的擔憂不僅僅在于很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經驗的極大興趣，也是因為即使在西方，那些對美國和西方模式不再感興趣的西方人也開始看重中國模式。

　　文章摘錄如下：

　　中國的改革開放對世界意味著什么？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要從國際環境的變化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改革開放既然和國際環境分不開，那么也自然對國際社會具有深刻的影響。

　　尤其應當指出的是，“開放”就是對外的開放，“開放”表明中國的改革一開始就是世界發展經驗的組成部分。也正因為這樣，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一開始，國際社會對此的關懷并不亞于中國社會本身對此的關懷。

　　中國的改革開放對世界意味著什么的問題，在改革開放的不同時期其含義是不一樣的。這可以從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話語變遷中看出。

　　早期在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也就是上世紀80年代初期，西方社會對中國一片歡迎，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會使得中國會很快演變成為另一個西方式國家。但當他們最終意識到中國不可能成為另外一個“他們”的時候，西方就從90年代初開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國威脅論”，從“中國軍事威脅論”到“中國經濟威脅論”再到“中國政治不確定論”等等，循環反復，從未間斷過。

　　當然，跟隨著各種威脅論的是各種應付中國的策論，“圍堵”、“遏制”、“抗衡”、“對沖”和“接觸”，等等，不一而足。到了他們意識到中國的崛起不可遏制和圍堵，意識到中國事實上已經崛起的時候，西方又有了“大國責任論”和“利益相關者”論等等。

　　西方對中國的各種憂慮和猜疑背后有其種種原因。不管怎樣，這就是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和西方的利益息息相關。但如果光從西方對中國的反應來看中國改革開放的世界意義，那么就會過于狹隘。

　　不管中國現在如何定位自己或者其他國家如何定位中國，改革開放當初發生在屬于發展中國家的中國這個事實表明中國的經驗對于發展中國家更具有現實意義和價值。

　　無論對西方和發展中國家，在中國的改革開放30周年之后，其意義最主要的體現就是近年來所爭論的“中國模式”上。中國模式問題在西方已經討論多年。盡管中國政府本身還是低調，但在海外對這個模式的討論有增無減。

　　基本上，中國模式對于西方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具有不同的意義。對很多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模式的意義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夠成為有別于從前其他所有模式的一個替代模式。

　　在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的發展模式基本上分為前蘇聯模式和西方模式。現在前蘇聯模式已經解體，只剩下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指的是美國模式。

　　盡管歐洲國家也經常在國際事務中倡導其價值和模式，但已經沒有很大的能量在世界舞臺上推動其模式的傳播。并且在很多方面，歐洲正在和美國區分開來，努力尋求其自己的模式。但不管是歐洲還是美國，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沒有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因此而得到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民主政治的穩定和生存。在這種情形下，中國模式對發展中國家具有了非常的意義。

　　如果說中國模式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更多的是發展經驗問題，那么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來說則更多的是一種價值問題。

　　對很多西方人來說，中國模式就是對西方的價值的挑戰和競爭。他們的擔憂不僅僅在于上面所說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經驗的極大興趣，也是因為即使在西方，那些對美國和西方模式不再感興趣的西方人也開始看重中國模式。

　　不管怎樣，前些年所謂的要以“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的討論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國。

　　中國模式對西方的相關性并非危言聳聽。中國的改革是在國際環境下發生的，就是說中國的經驗是世界發展經驗的內在一部分。中國不是關起門來改革的，而是在開放環境下。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學習了很多的經驗，不僅向發達的西方國家學，而且也向像新加坡那樣的小國家學。在很大程度上說，中國的成功是一些國際最優經驗和中國本身實踐結合的產物。就是說，中國模式既具有世界性，也具有中國性。因此，在討論中國模式時，光強調國際性或者光強調地方性(中國特色)都不是很科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