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20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1月20日發表任教于新加坡管理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張謙撰寫的文章指出，有毒奶粉一事并不是中國的必然，而是工業化農業模式的必然。如果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繼續延美國的道路發展下去，這只怕還只是個發端而已。

　　文章摘錄如下：

　　近日來，產自中國的奶制品重新被準許在新加坡陸續上市銷售了，但消費者們因為整個毒奶粉事件，看來還心有余悸。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這也自然。在這個人們對食品安全草木皆兵的時候，本不該再繼續打擊消費者的信心了，但有個問題卻有必要多加些考慮：這咬了人的蛇到底是什么？是中國的生產者呢，還是工業化農業的生產方式？如果以為中國就是這條蛇，只要是中國來的都躲著，只怕難免還要被暗處藏著的那條真蛇再咬上兩口。

　　自從人類出現農業與非農業的社會分工，有一部分人進了城，打工、做買賣、練把式、唱戲、當官、打仗——總而言之，不種地了，而是吃人家種的糧食了——這部分人便把自己的食品安全交到了留下來繼續種地的那一撥人手上。

　　從這兒開始，食品安全的問題就沒斷過。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使得這一前撥人離自己賴以生存的食品越來越遙遠，而摻乎到食品的生產、加工、運輸、銷售里來混口飯吃的人卻越來越多，食品安全上的問題也隨著水漲船高起來。

　　當工業革命在英格蘭剛剛起步之時，在倫敦、曼徹斯特等工業城市里時不時會發生一種用今天中國的術語說叫做“群體性事件”的影響安定團結的事情：面包騷亂。

　　大量從土地上趕出來的農民涌到了倫敦的工廠里，白天在紡織廠里累死累活，晚上就要到面包房里買面包填飽肚子。

　　種地的人少了，吃飯的人卻一樣多，糧食不免緊張起來。面包房的老板們利欲薰心，便往面粉里摻東西，“增加產量”。工人發現，好一點的是砂石、木屑、谷殼，手狠的連人和動物的毛發、死人的骨灰都給加進去了，于是一哄而起找面包房算賬。

　　人類社會演進至今日，往食物里摻死人骨灰的事情是不大會有了，但在工業化的生產加工過程中，有意無意地把一些比骨灰更有害健康的東西加到食品里的事情卻層出不窮，即便在經濟富裕、監管體系發達的西方國家也不例外。這上頭要數落起來，首當其沖的自然是——美國。

　　美國的國家疾病控制中心估計，全美國每年約有8100萬人次因被污染的食物而得病，9000人因此而死亡。這相當于全美國人口中平均每四人就有一次因食物污染而得病。一個四口之家，從概率上來說，就必有一個人在這上頭要遭一次殃。

　　就說這兩年來，一會兒是菠菜被大腸桿菌污染了，一會兒是西紅柿被沙門氏菌污染了，一會兒又是胡蘿卜被肉毒桿菌污染了，更不用說能引發瘋牛病的牛肉。比起這些來，三聚氰胺倒顯得溫柔了。

　　想更多了解美國食品安全問題的讀者，只須到美國聯邦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DA)的網站上看看不斷刷新的問題食品召回目錄，就可見一斑。而其實，大多數食品問題與病例并沒有被報道與統計。

　　而以上還只是立竿見影的急性病，至于因為食品污染而得了癌癥等慢性病的，更是不可計量。如果再算上因為食品缺乏營養、飲食習慣不健康而患上糖尿病、心血管系統疾病的，那全美國就沒多少人能幸免了。

　　這樣看來，美國的食品何嘗就比中國的安全？只不過新加坡不大從美國進口肉食和蔬菜，因而人們無所知罷了。這也就難怪今天夏天時，韓國因為要進口美國牛肉一事而鬧得滿城風雨。

　　美國在食品安全的監管方面到底比中國還是要嚴格與仔細一些，美國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的立法與司法也遠比中國健全——美國的消費者打起索賠的官司來可不是省油的燈。可何以還會出現如此之多的食品安全事故呢？這問題說到底，就出在農業的工業化、食品的工業化、直到飲食行為的工業化上頭。而美國在這方面，無疑是獨步全球的。

　　我們就從牛入手，來粗略考察一下美國的這套系統。美國是全球當之無愧的牛肉消費與出口頭號大國。可美國的牛肉是怎樣從一個工業化的系統里生產出來的呢？一頭肉牛在美國出生之后，只有生命中最初的十個月左右是在牧場上吃草度過的。之后，剛剛被強迫斷奶的小牛就被送到中西部的巨型飼養場里，開始了它被這個工業系統最終變成漢堡包的歷程。

　　億萬年以來的自然選擇把牛進化成了一種以草為食物的動物，但講求集中與效率的工業化農業，容不得牛們散布在牧場上，慢慢地吃草，再把草變成肉和奶。所以“科學”的方法就是，將牛集中圈養，然后以富含脂肪與蛋白質的大豆和玉米為基料的加工型飼料來喂養，使其迅速增肥、產奶。

　　一般的牛是受不了這種罪的，所以要用基因工程的手段來“改良”育種。但這畢竟抗不過億萬年的自然選擇，牛還是要得病，怎么辦？現代科技還有個辦法，就是給牛打大量的抗生素。這樣，牛倒是能勉強活下來了，但卻也培養出了大量抗藥性的病毒，也把過量的抗生素隨著牛奶和牛肉讓人們吃了下去。

　　這還罷了，為了牛的迅速成長，還要給牛喂各種不明不白的生長激素。說它們不明不白，是因為殘留在牛肉及牛奶中的這些生長激素，對人體到底有什么影響，要么尚無定論，要么就明知是有害的，但仍在被使用。

　　更有甚者，就是把病死的牛切了剁了，也拌到飼料里，再喂給活著的牛吃，使得瘋牛病得以在牛群中蔓延。即便這些問題一概都沒有了，這樣喂出來的牛，其所能提供給人的營養，因為其食譜及成長方式的改變，已經比以前顯著下降。

　　簡而言之，不健康的牛，生產出不健康的牛肉與牛奶，再喂出不健康的消費者。

　　近幾年來，在美國連續出版了一系列揭示美國的食物產業鏈和批評其對社會之危害的著作，最有影響的為加州大學的麥克·波蘭(Michael Pollan)教授所著的《雜食者的困境》和《保衛食物》。

　　說了一通美國的事情，跟中國有何關系？關系就在于，中國看來很有可能正在重蹈美國的覆轍。美國式的工業化農業并不是所有的工業化國家都采取的農業模式，而美國之所以走上這條路，根本原因還是政策的選擇。

　　美國的工業化農業真正崛起是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政府時的事情。而當時美國所面臨的正是中國政府始終擔憂的一個問題：糧食供應的不足--也就是說，國家的糧食安全問題。

　　美國所采取的辦法，就是提供大量的政府補貼，來扶持能以機械化、工業化方式大規模種植的高產量作物：大豆、玉米和小麥。這一政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國農業生產率大增，農產品極大豐富。這一數量上的飛躍，雖然解決了糧食供應的問題，但卻是以犧牲食品的質量與安全為前提的，也因此帶來了今日美國在食品問題上的諸多弊病。

　　有毒奶粉一事并不是中國的必然，而是此工業化農業模式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