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31日電 香港《明報》10月31日發表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撰寫的文章說，西方的政、商、學人物對中國的經濟政策出主意，已經不是第一次，我對外國人向中國提意見，沒有抗拒，覺得也不一定要用陰謀論看待這些言論，但我們應該問﹕“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吾國乎？”

　　文章摘錄如下：

　　金融海嘯對歐美的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造成巨大沖擊，西方國家的政經領袖和輿論界，對中國的立場和動態表示關注，并且開始公開表達期望。上周在北京舉行的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就有不少這種言論。關注和期望的焦點不外以下幾個﹕中國動用外匯儲備，穩定國際金融市場；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中國提高匯率體制的“彈性”；中國進一步改革經濟體制。

　　10日前，美國的“傳統基金會”發表評論文章，指出2008年底將會是中美商貿關系動蕩的年頭。文章并沒有要求中國直接協助美國穩定金融市場，反而�粞塾陂L遠的中美關系中的中國經濟體制和市場體制等核心問題，要求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和開放市場。

　　西方的政、商、學人物對中國的經濟政策出主意，已經不是第一次，我對外國人向中國提意見，沒有抗拒，覺得也不一定要用陰謀論看待這些言論，但我們應該問﹕“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吾國乎？”過去幾年，外國人就經濟問題，從體制、政策到具體措施，向中國出了不少點子，當中有多少為自己界別利益，為本企業利益，以至為本國利益而來，我們應該心中有數。大家可以肯定﹕如果中國政府過去一兩年，自愿或受壓采納部分建議，開放中國的金融市場、開放資本市場、開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在今天的金融海嘯下，國家和人民要蒙受多大損失？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后，香港成為國際炒家的提款機，“國際貨幣基金會”為多個亞洲國家開方落藥，包括公共財政、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部分國家照單全收，最后焦頭爛額，這個教訓大家記憶猶新。不能說“國際貨幣基金會”動機不良，但外國經濟專家對他國的政治和經濟問題的認識全面不全面，深入不深入，實際不實際，都是我們需要問的問題。

　　十幾年前，我聽過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一場演講，有人問基辛格﹕“你怎樣看中國的未來發展？”基辛格正面回答之前，開了一個玩笑說﹕“中國歷史悠長，最短的朝代比我們美國立國至今的歷史還要長，美國太年輕，不好評論中國的事物。”這個回答幽默、謙虛、討好兼而有之，但也隱含了基辛格認識歷史的睿智。中美文化和歷史背景不一樣，東西方之間也不一樣，普世價值只是部分價值，不是全部價值。

　　如果沒有利益立場，不是趁火打劫，外國政商學者對我們的意見，可以參考，可以重視，但絕對不能奉若神明。金融海嘯爆發前，不少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專家學者，對美國的經濟學說和政策流于迷信，積重難返。美國近一百年的強盛，有地理等客觀因素，有美國人努力等主觀因素，也有機緣際遇等偶然因素，美國的一套是否放諸四海皆準，我們作為這次金融海嘯的觀察者，可以深入和全面分析。

　　金融海嘯爆發至今，過去以不同名目、不同理論推崇吹捧種種放任式市場經濟的學者和評論員鴉雀無聲，沒有人以批評當年亞洲金融風暴中香港政府入市的一半力度，批評歐美政府入市。大家重新認識政府的角色，可以更清楚地看透世界和國際關系的本質，可以在這個本質中看清楚自己國家的利益所在，洞悉國際的利益矛盾；可以在學術和技術上面加點全局觀；可以更有信心地走自己的道路，在經濟上不做別人的附庸，在經濟學說和政策上更不要做別人的附庸。

　　國人當中，不少人在西方學會了經濟理論，滿腹經綸，但沒有國家利益立場，因此有“商人無祖國”的說法，更不知道過去我們在殖民地習慣的一套，不是正常的一套。殖民地政府的最終負責對象不是殖民地人民，而是“祖家”的人民。殖民者看香港或任何一個海外殖民地，態度是“這個殖民地于我有什么利用價值？”，不是“我對當地人有什么被利用價值？”，有些殖民地的利用價值在于軍事要塞，有些提供棉花、茶葉、橡膠等原材料，供“祖家”的工業使用，有些提供市場，供“祖家”的廠商出口產品，不管有沒有市場競爭力。殖民地人民沒有自主權，不會問也沒有機會問﹕“外面的世界于我有什么利用價值？”殖民地政府也不會以政府的名義，為殖民地人民爭取在海外的利益，因此政府無為，工商界單打獨斗，在意念中，經濟和產業發展沒有政府的政策角色。這種不正常現象，習非成是，不僅香港過去如此，其它前殖民地過去也如此。

　　正常的現象是什么？英國政府救英國銀行，冰島政府救冰島銀行，美國政府救美國銀行。近日美國汽車公司告急，找的當然也是美國政府。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企業，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國家，正常得很。每個國家都有政府，國家和本國政府，就是本國企業和所有經濟單位的最大利益代表者和保護者，這個道理，用香港俚語說﹕“阿媽系女人”。

　　任何一個社會，商業考慮以外，有國家利益的考慮，這不僅是我們中國人這樣看問題，美國也是這樣看問題。美國資金短缺，尖端科技賣不賣？巴拿馬運河賣不賣？不賣。不是價錢問題，是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問題。

　　金融海嘯發生后，香港社會近日開始質疑“金融中心”對香港的作用和價值。我認為外國的金融業發生災難性事故，波及世界各地的實體經濟，里面的法律、政策、制度以至道德問題，不僅在香港有檢討的必要，在金融業的大本營如紐約和倫敦等，也有檢討的必要，我更相信在美國很快會被檢討。檢討就是不預設正面或反面的結論，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我來說，首先要問的是“金融中心”這個概括性說法的具體內容是什么？不同的“金融中心”活動對香港有多少價值？有沒有價值？“有利于香港乎？”舉個簡單的例子，銀行在香港賣雷曼迷你債券和其它類似的投資工具，是金融活動的一種；在香港交易所將大陸企業、臺灣企業和外國企業上市，也是金融活動的一種，兩種活動對香港的利害完全不一樣。即使今天沒有發生金融海嘯，雷曼沒有倒閉，債券持有人沒有損失，我還是認為只是向香港的散戶投資者銷售外國的投資工具，雖是金融活動，但香港稱不上“金融中心”，這種金融活動對香港也沒有什么價值，更賺不到外間的錢。因此我們為香港經濟發展找方向、抓重點，萬萬不能含糊，不能籠統，更不能用套話說問題。檢定堂皇套話的準則，還是那一句，白貓黑貓，“亦將有利吾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