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29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0月29日發表葉蘊撰寫的文章說，劉國棟教練與新加坡的乒乓“緣分”戛然而止，終止符定格在新加坡女乒團首獲銀牌的結點上。在管理權爭議與薪酬爭議的迷局里，產生了這一幕鳥盡弓藏的遺憾。新加坡女乒團的命運，何去何從？倫敦奧運獎牌，是否會成為這種爭議下的代價？

　　文章摘錄如下：

　　民意對于未來奧運獎牌的本土性訴求，似乎成為這幕爭議的前奏與注腳。正如乒總會長李美花的表態，未來新加坡國家隊中會有更多本地人才。對于新加坡而言，這比獎牌的刺激有更加深遠的意義。

　　但是，真正令“劉國棟事件”成為難以挽回的局面之根源，應該是中國和新加坡兩種管理體制和價值觀在新加坡的沖突，雖然目前只發生在體育領域。

　　中新兩種管理體制都有其自恃的優越性：中國乒乓體育事業無可挑剔、所向披靡的成功，新加坡的行政管理體系也無可爭議的卓越而高效。

　　中國教練所堅持的“技術型管理”，是帶有“軍事化”、“家長式”色彩的技術指導與管理控制的雙重賦權。教練對于運動員包攬一切的訓練思想，其潛在的科學性在于，只有對天才運動員的身心進行全方位的操控，才能發揮其最大的潛能。

　　如果運動員對教練沒有絕對的服從和完全的信任，各種“魔鬼訓練”就變得無法執行，因此，運動員把自我意識讓渡給教練，是一種必須且最佳的選擇。因而，運動員的薪金、獎懲、乃至社交、戀愛，都成為教練必須監控的對象。

　　這種管理契合中國傳統的“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師徒型訓導關系，強調運動員和教練之間的默契與感情。典型成功的案例就有劉翔和他的教練孫海平。

　　新加坡乒乓隊實際上就有中國體育管理的影子，因此就出現了類似高寧在沒有教練在身后的情況下，戰力大打折扣的情況。最近中國媒體報道說，馮天薇表示，她在中國職業聯賽中，劉國棟沒站在教練席上，她就覺得不踏實。

　　這種中國式管制，其實也明顯有專制和蠻橫的色彩，從權力制衡的角度衡量，有著失控的隱憂。而新加坡以雇用中國教練的方式來引入體育技術，卻未必接受他們所攜的管理理念。

　　新加坡式的“行政管理”建立于一種“規避最壞狀況”的基礎，很容易發覺這種中國式管理的盲點。天才運動員并不必然都遇到天才且負責任的教練。新加坡管理必須確保杜絕有私心、能力不足的教練對于運動員的傷害，剔除不合格教練的資格，尤其要杜絕教練權力過大而產生的不良后果。

　　當然，更根本的原則是基于權力制衡的考量：技術指導權和行政管理權必須分開。這已經牽涉到新加坡對自己本土體育事業的天然權力范疇。

　　所以，我們很遺憾的發現，原來，兩種體制和價值觀一直處于緊張的拉扯邊緣，而非互相借鑒和融合。劉國棟所不甘心的“羞辱條款”，就是從包辦一切的父母官全能角色，降格為純粹提供技戰術指導的教練角色。

　　新加坡行政體系為之設計的權責范疇，不能發揮他的管理思想和優勢所長。他所念茲在茲的管理權責，或許在新加坡行政體系看來，是一種權力欲過盛的危險傾向。他所秉承的“金牌至上”的原則，更很難說能和新加坡乒總未來的本土人才戰略融合。勉強留下就變得毫無意義。

　　在新加坡的行政體系內，在尊重愛惜人才的前提下，任何職位也是可以替換的。無疑，劉國棟是可以替換的，無論他對奪銀的功勞是多么的大。

　　然而，如果中國的乒乓項目在未來依然強勢，如果來自中國的教練和運動員依然是乒乓人才輸入的最佳選擇，這兩種體制的矛盾，就不會因為更換教練而一勞永逸的解決。只有雙方尊重彼此成功的“存在即合理”性，拋棄過度揣測彼此價值觀立場的前置預設，如中國管理的蠻橫弊端，或新加坡行政的技術缺失，才能有真正溝通和了解的可能。

　　而且，我們要重視兩國之間的優勢互補的慣性——新加坡一直擔當中國的“行政管理培訓中心”，而中國則一直是科技和文體領域“技術性人才輸出大國”。這種慣性，令中國在某些特殊的優勢領域的“管理輸出”的實力，不易受到重視。

　　新加坡倡導一個開放、包容和價值觀多元的社會，其謙卑的學習的姿態是它保持持續動力的優勢所在。其實，兩種管理思想都有其合理和優越性，關鍵在于，如何充分領悟彼此對“管理”的認知與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