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25日電　新加坡《聯合時報》今日發表評論文章說，此次金融海嘯中，“社會主義”被廣泛使用。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國家，雙方所說的“社會主義”其實不完全是一個概念。中國需要警惕這種思潮帶來的某種醉意，可能會對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和啟動政治改革帶來麻煩。因此，有必要辨清金融危機中的“社會主義”究竟指什么，中國深化改革的著力點應該在何處。

　　文章摘錄如下：

　　在跌蕩起伏的金融海嘯中，“社會主義”被廣泛使用。在西方，布什政府的救市方案，被美國學者視為“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歐洲的金融家說“我們已經跨越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紅線”；《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稱，“我們現在都是中國人了”。

　　在中國，面對西方國家在危機面前“每個都成了泥菩薩”的現實，一些人發出金融海嘯成了資本主義制度“掘墓人”的疑問，批評“資本主義的制度缺陷又一次暴露無遺”；一些評論家欣喜西方發達國家的反思，說他們開始嚴肅分析和討論“為何要向中國學習社會主義”。

　　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這些言論都不算主流，而且雙方所說的“社會主義”不完全是一個概念。但中國更需要警惕這種思潮帶來的某種醉意，可能會對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和啟動政治改革帶來麻煩。因此，我們有必要辨清金融危機中的“社會主義”究竟指什么，中國深化改革的著力點應該在何處。

　　同一詞匯不同意蘊

　　西方人和中國都在講“社會主義”，但強調的重點有所不同。西方人的“社會主義”更多地指經濟意義上的國家干預和國有化，而一些中國人所強調的是意識形態上的傳統社會主義。從對“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頓生疑竇，以及對“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的舊詞新說中，可以看出他們所講的“社會主義”更側重于意識形態。

　　西方人所講的“社會主義”概念，不是十九世紀的傳統社會主義，而是二戰后升級換代了的“民主社會主義”，其中包括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二戰后的福利國家主張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以及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通過自由市場經濟方式擴大公共服務的“第三條道路”。

　　在金融海嘯中，西方人所言的社會主義更多地是指經濟國有化，是對全面私有化和自由放任的校正。西方學者提出“向中國學習”是學局部，主要是指國有化的金融體制及其管制政策，當然也有乞求中國為他們的危機墊錢的意味。另外，西方學者對中國的認識也有盲點，只看到了大城市的繁榮而無視鄉村故事，“我們都是中國人”主要還是指“城市中國人”。

　　中國成就在于引“資”

　　在中國，人們對西方人在金融危機中“向社會主義邁步”、“建立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抱有好感，一方面是對全球化時代堅持和革新社會主義的自信，是對沒有照搬西方體制、特別是抗拒了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欣慰；另一方面則是傳統社會主義的懷念，是不太了解西方社會主義思潮前提下的盲目樂觀，或者是意識形態上的精神安慰。對于后者，要特別警覺，很可能會形成深化改革、科學發展的阻力。

　　中國在金融危機面前之所以沒有“傷筋動骨”，讓西方人“刮目相看”，就在于實行了對外開放，進行了漸進的市場經濟改革，不管“姓資”、“姓社”地引進了文明成果，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財富的積累。鄧小平以務實的“三個有利于”原則，啟蒙國人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的束縛，開啟了市場經濟改革道路，刺激了人民的創造精神，提高了生產力，使單一計劃體制變成混合經濟體制。

　　中國執政黨最見智慧的是，在把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性手段，同時通過政府調控這只“看得見的手”來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和不足。貨幣實行管制，能源價格由政府設定，金融、交通、航天、電力、環境治理等仍由國家掌控下的企業主導，能夠比較靈活地應對突如其來的危機。無需諱言的是，其中也存在市場化改革尚未深化的問題，某些產業的壟斷尚未進展到改革階段。

　　推動改革健全體制

　　中國人實際上不必太在意西方并不誠心的頌歌，而要借鑒西方金融危機、經濟衰退的經驗教訓，搞好本國的改革，對自身存在的問題有清醒認識。

　　中國同樣面臨“再社會主義”的問題，不僅在城鄉之間，也要在窮富之間落實。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決定，不僅是要解決中國千百年來尚未解決好的農民、農村、農業問題，也是再社會主義、讓全民分享改革成果的大戰略。因此，中國還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陳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