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21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0月21日發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撰寫的文章指出，三中全會剛剛結束，亞歐峰會就要在中國舉行。盡管中國僅僅是個主辦國，但外界對這次峰會已經給與格外的注意和格外的期待。原因很簡單，由美國開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正很快把中國推至世界舞臺的中心。人們注意到，自從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會如何行動是西方各國必談的話題，無形中外界對中國的期望也越來越高。解救全球金融危機也必然成為這次亞歐峰會的主要議程。無論對中國本身，對亞歐兩大洲，還是對全球經濟，這次亞歐會議要從多個層面和角度檢驗中國。

　　文章摘錄如下：

　　幾乎所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統統卷入這次金融危機。盡管這些國家的領導層都在全力搶救各自的金融制度和他們所建立起來的全球金融體系，但似乎是力不從心。因此西方國家紛紛轉向新新經濟體，尤其是中國。他們以各種方式或促使或勸說或求情中國，希望中國能夠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他們所想象和要求的作用。

　　中國內部也有一些力量自我膨脹起來，相信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讓中國成為真正的大國，有人甚至喊出了“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的口號。一些人的確相信金融危機是美國霸權衰落的經濟標志，中國必然取而代之。

　　但無論是西方對中國的認知還是中國內部一些人對自己的認知都不切實際。國際社會談論中國的崛起已經多年，中國經濟也的確持續發展，在很多方面在快速趕上甚至超越發達國家。但中國的領導層一直保持清醒的頭腦。多年來，中國在國際社會，始終“韜光養晦”，保持低調。在很大程度上說，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美國一樣，今天的中國是一個不愿意的大國(reluctant power)。就是說，盡管外界已經開始把中國視為一個大國，但中國還沒有做好準備成為這樣一個人們心目中的大國。

　　中國和美國不一樣。一戰之前，美國奉行的是孤立主義政策，從自己的利益著想，不想過多地卷入世界事務，更不想在世界事務上扮演領導角色。今天的中國則不同。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使得自己和世界經濟體高度整合，世界經濟的發展必然要對中國產生莫大的影響。為了自己的利益，中國必須卷入世界事務。

　　中國的“不愿意”主要由中國的內外環境決定。從內部環境來說，中國沒有足夠的實際能力在全球扮演一個像當年美國那樣的角色。盡管有高速經濟發展，但國內問題嚴峻。中國這次還沒有受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不是因為中國有比西方更好的監管機制，而是因為中國的金融資本還沒有發達起來。實際上，從監管的角度來說，無論是對實體經濟還是對金融經濟，中國各方面的監管問題非常嚴重。甚至可以說，中國還沒有一套成型的監管制度。沒有一整套有效的監管機制，國內穩定的經濟秩序就很難得到保障，更不用是扮演全球領導角色了。

　　更重要的是中國所面臨的外在制約。中國即使有能力，但能力在西方的運用受方方面面的制約。西方對中國的態度非常矛盾。一方面，西方承認中國是利益相關者，一直要求中國負擔更大的國際責任。但另一方面則時時刻刻提防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一直想著如何來制約中國。

　　這里面除了國家間競爭權力的一般因素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政治原因，那就是中國所具有的不同于任何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世界各列強當時能夠接受美國的領導權和美國具有和他們同樣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這一事實分不開。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中國具有足夠的物質能力來扮演世界領導角色，來自西方的阻力也是難以克服的。

　　西方的這種態度也表現在這次金融危機上。大家都希望中國作貢獻，但他們看中的是中國人口袋里面的錢，要中國掏出錢來解救他們的危機。但如果中國人要用自己的錢來收購他們的企業或者銀行，那是絕對不容許的。錢當然是沒有意識形態色彩的，但一旦當錢和中國人及其國家聯系起來時，就具有了濃厚的意識形態味道。

　　西方資本和政治對中國的這種態度應當引起中國的注意。中國如何面對金融危機不得不考慮政治因素。中國在目前的國際經濟體系中能夠扮演一個什么樣的領導角色，就受制于西方的這種互相矛盾的中國觀。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政府的“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的政策取向具有相當的理性。金融危機會對中國產生多大的影響？盡管中國到目前為止好像還沒有受到深刻的影響，但因為中國和世界經濟體的互相依賴，中國不可能不受影響。中國應當對潛在的影響有足夠的估計，也應當準備好應付潛在的危機的影響。

　　中國會如何應對這場危機的內部影響？這是對中國的一個考驗，包括領導層的危機應對能力和國家的實際經濟能力。

　　同時，中國避免不了、也不可避免和西方的合作。總理溫家寶在美國訪問時就已經表示要與國際社會合作來化解這場危機。中國如果過分自私，自己也會成為受害者。

　　中國關注自己的問題，把自己的事情解決好，這也是對國際社會的貢獻。因為一旦中國自己不穩定，就會對外在金融界發生很大的沖擊。但在這個層面的合作似乎還不夠。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并不是說中國可以關起門來，對西方各國的危機視而不見。因為和西方經濟的互相依賴，中國和西方的合作有其客觀的需要。

　　所以問題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以什么樣的方式合作。中國應當拒絕的是要求中國光從錢包里掏錢的無理做法，而歡迎那些有助于在制度層面促進中國在國際社會扮演一個名副其實的角色的建議和措施。

　　同時，中國也必須考慮自己的區域關注重點。正如在戰略領域，現在的經濟世界也是多極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扮演全球經濟領導角色。無論從哪個角色來看，中國都應當把重點放在亞洲。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合作度過了九七年的那次金融危機。如果中國和亞洲國家合作得好，也同樣能夠應付這場危機。這既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亞洲國家的利益。

　　從一個更高的層面說，中國如果要想扮演一個具有全球影響的領導角色，中國應當和國際社會就這次危機之后如何重建一個更有效的國際經濟秩序展開理性的對話。中國也具備了相當的能力來支持這個新秩序的建設。金融危機發生以來，重建世界金融體系的呼聲越來越高。如果中國再次被排除在經濟秩序重建之外，未來的中國就要繼續處于被領導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