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20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龐中英撰寫的文章指出，金融危機是一場真正的大危機，其消極后果可能十分嚴重。這次危機帶來了冷戰結束后最大一次世界格局變動。但是，世界力量如何重組，是否能找到全球合作的解決方案，尚不得而知。對于中國和亞洲來說，需要深入“診斷”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國際政治后果。

　　文章摘錄如下：

　　金融危機下破產的何止華爾街，何止幾家大銀行。這次金融危機，是市場萬能論或者市場是硬道理的經濟原教旨主義的危機，根源極其深刻。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直占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發展模式及金融全球化體系，正遭到毀滅性打擊。10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還在頂峰。亞洲發生危機的國家、亞洲價值和亞洲發展模式遭到了西方主導輿論、國際金融組織和大牌學者的幾乎一致嘲諷、批評，甚至幸災樂禍、落井下石也不乏其人。

　　今天，正是這些責難、袖手旁觀亞洲金融危機的力量，急不可耐地強調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但由此是否導致歷史再次走到另一個極端：國家干預的過度和濫用。如果那樣，有病吃錯藥，效果也許適得其反。

　　這些日子，國際上不少要人開始呼吁新的多邊金融體系，改革現存的國際金融體系，重建世界金融新秩序，以便調控金融全球化。美國在危機下在華盛頓召集七大工業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與此同時，包括一些美國要人在內，再次要求把其他大國，如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邀請來，一起對付世界金融沖擊，因為現存的國際金融體系、七國集團機制在相當程度上過時了，或者不足以應對危局。

　　金融危機預示著世界金融、經濟秩序將要發生大變動。各國單獨行動，力量有限，國際合作、協調行動是必要和迫切的。一個基本趨勢是，盡管無其他國家能取代，美國在世界金融中的絕對霸主地位正在動搖。受限制和調控比較少的、早已大大地侵犯和弱化了各國主權的金融活動，無論在世界上哪個地方，肯定將受到更多的管制。

　　在地區層次，全球金融危機可能刺激新一輪地區整合。地區整合不僅是解決地區內部國際關系的方式，也是對付全球金融危機的一個手段。這次美國的危機重創了歐洲金融和經濟體系。但遺憾的是，眼下歐盟在集體應對危機上的應對方案是不足的，歐洲許多國家不得不單獨應對危機。這反映了歐盟多次擴大后，其共同的宏觀政策更難以達成。但大敵當前，歐盟正好找到了不進則退的深入一體化理由，歐盟將推出更多的經濟穩定和刺激計劃，以及更多的協調行動。

　　即將在北京召開的亞歐首腦會議，議題已經發生重大調整，那就是以亞歐聯手對付金融恐慌和經濟衰退。這次峰會將看到中國在對付全球金融危機中的關鍵作用。

　　東亞的地區整合開始于11年前那次危機，亞洲國家想搞一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遭到美國的斷然反對。盡管如此，東亞13國開始了地區合作，在金融領域設立了清邁議定書(CMI)和亞洲債券市場發展倡議(ABMI)。這些行動加強了東亞金融合作，但合作機制仍然是有限的，與應對金融危機挑戰的需求相比是不足的。當前的危機是對忘記傷疤的人的警告：東亞國家，尤其是握有龐大外匯儲備的中日兩國，以及全球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可大力加強金融合作，穩定地區局勢。

　　在國內層次，許多國家將在危局下進入政局變動期。美國進入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經濟衰退毫無疑問。伊拉克戰爭、反恐戰爭以及其漠視國際組織，吝嗇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外交政策，實際上已經大大挫傷了美國的軟實力：風險而自由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美國在第三世界推廣其美利堅品牌的說服力將大打折扣。這一點，即使最為保守和自信的美國學者，例如福山教授，也開始憂心忡忡。

　　過去這一年，美國國內出現了后美國時代的悲觀論調。這個論調主要依據的是世界其他力量(如中國)的崛起上。金融危機告訴美國人，后美國時代可能更加成立，但立論的依據主要不是因為世界上別的力量崛起了，而是因為美國的深刻自我擊敗。

　　美國民主黨在金融危機背景下贏得大選幾乎懸念不大，將對歐洲政局和跨大西洋關系產生多方面影響。一些歐洲國家將可能迎來社會民主、社會市場性質的政黨再次上臺。

　　本來，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始終應該慎獨，但蘇聯解體后將近20年，美國沒有汲取教訓，而是自大、自滿、自私，制造了各種泡沫，不受制約地無限膨脹，終成營養過剩的超級巨人。這次在美國救市過程中，財政部、政客和主流輿論的論調居然是：美國太大，因而不能失敗(too big to fail)。但是，不可一世的華爾街巨頭紛紛倒下，說明“美國病”不在表皮，而在血液，甚至部分地在骨髓。

　　美國遭到這次打擊后，世界政治格局如何改變？一些地緣政治、地緣經濟摩擦是否會轉化為地緣沖突？美國一些戰略家是否要建議轉嫁危機，從而利用或者甚至制造國際危機和糾紛？這些問題必須認真地審視。

　　總之，筆者認為，對于中國和亞洲來說，需要深入“診斷”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國際政治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