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16日電 香港《文匯報》10月16日發表劉濤撰寫的文章指出，對于一國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與其寄希望于高人來指點風水、勘破吉兇，不如踏踏實實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

　　文章摘錄如下：

　　保羅·克魯格曼拿下了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盡管評審委員會給出的理由一目了然——為表彰他在國際貿易和經濟地理領域的理論創新，但眾多媒體和評論家還是不免要將他的獲獎與當前的危機聯系在一起，并深信，憑借其在國際金融領域里構建的模型，他成功地預測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1998年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危機。

　　不過，按此邏輯，似乎另外一位美國經濟學家魯里埃爾.魯比尼更有資格獲獎。據說他不僅早在2006年9月就預測到次貸危機，而且還給出了具體的演化路徑：在未來的幾個月或幾年里，隨著房地產市場低迷和次級債損失擴大，將出現全國范圍內的銀行破產，而對沖基金、投資銀行及房利美、房地美這樣的大型金融機構也將陷入癱瘓，甚至遭遇滅頂之災。顯然，這與其后事態的發展完全吻合。

　　于是，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金融危機是否可以預測？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無疑將徹底顛覆傳統上人們對經濟學作用的認識：即經濟學主要是在事后解釋現象，回答“為什么”的問題，而非用于預測趨勢。這一定位也使得現代經濟學研究越來越往實證化方向發展。

　　事實上，連克魯格曼也并未標榜自己準確預言了亞洲金融危機。他只是根據經濟學理論，推論出東亞經濟過于依賴高儲蓄、高投資和勞動力投入，缺乏科技創新能力，遲早會因為收益遞減導致高增長不可持續。這與其它經濟學家，如艾爾溫.楊等人所做的貢獻并無高下之分。

　　預言金融危機這件事情，可謂是既容易又困難。說它容易，是因為危機之所以爆發，首先是相關國家本身存在各種結構或制度上的漏洞，雖然金融危機往往出人意料地爆發，且預測這些突發事件的全部細節是極其困難的，但危機爆發一般有一個較長時間的醞釀期，如能認真研究，也不難尋到蛛絲馬跡，根據一定的指針或分析模型，如金融機構貸存比、財政赤字、外債水平、外匯存底等，人們通常大致可以辨別哪些國家可能爆發危機。顯然，克魯格曼的貢獻即在于此，其所開創的第一代和第三代金融危機模型，給出了非常有效的分析框架和參照系。

　　說它困難，是因為通常情況下，我們很難判斷危機是否一定會發生，以及到底何時發生，能做到這兩點實屬幸運。由于經濟現象本身是錯綜復雜的，在很多情況下，一些制度上存在漏洞的國家在相當長時間內也不一定就會爆發危機，這需要內因和外因同時作用，找到一個觸發點。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越南，雖然2008年上半年，越南暴露出了經濟過熱、通貨膨脹、本幣貶值、股市暴跌、資本外逃等征兆，可以說，金融危機的一切要件都已具備。有些輿論一邊倒地認為，越南必將重演97年金融危機的悲劇。不過，危機最終并未如約而至。IMF的一份研究表明，大多數模型在預測金融危機方面都鮮有成功的例子，原因之一是現有的數據往往無法提供足夠的有效信息，而如何將各種變量整合在一起也是一個棘手難題。

　　行文至此，需要聲明一下，筆者對于克魯格曼其人其學問心懷景仰之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無非是想強調，對于一國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與其寄希望于高人來指點風水、勘破吉兇，不如踏踏實實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眾所周知，中國的金融體系存在種種問題，例如，金融監管不健全、存款保險制度缺位等，就應趕緊對癥下藥。不能因為某個大師預言中國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就以為天下太平，可以高枕無憂矣。畢竟，對于客觀世界和經濟規律，我們了解得實在有限。對此，需要保持足夠的謙卑和謹慎。(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