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14日電 美國《僑報》10月13日發表戴慶成撰寫的文章指出，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最大意義，不是要發思古之幽情，不是要過份炫耀過去30年的成就，這樣只會令中國在未來發展道路上迷失方向。相反，目前最重要的是政府及社會各界如何借總結過去30年的經驗，為未來制訂新的起跑目標，為中國贏得下一個30年描繪新的發展藍圖。

　　文章摘錄如下：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按照中國人逢“十”大慶的傳統，由年初以來，大陸上至省市政府，下至民間社會，已陸續舉辦很多相關回顧與紀念活動。踏入下半年，這類活動更是日益增多，高潮相信會是在今年底、也就是30年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紀念日，預計屆時胡錦濤將代表中共發表重要講話，為30年改革開放作一個大的定調。

　　實際上，翻看近期大陸主流媒體的系列報道，幾乎所有聲音都是一面倒地盛贊中國在過去30年改革開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甚至有評論指這些成就是“全世界前所未見的”。

　　回顧30年前，鄧小平大刀闊斧進行經濟改革，令中國社會步入新的時代，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這并沒有達到“史無前例、舉世無雙”的地步。

　　美國《外交雜志》2005年曾發表的一篇《為什么中國經濟增長如此緩慢》文章指出，中國政府近年稱贊過去30年非凡成就時經常引用的一個例子是：過去30年中國百姓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均GDP以平均每年6.1%的增長率增加，在1978年至2003年，中國只用了1/4個世紀就使人均GDP增加了337%。表面看，這的確是一個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成績，但還沒有打破增長冠軍的紀錄。

　　文章又說，日本的人均GDP增長率在1950年至1973年間創了紀錄，增長490%，比中國厲害。至于其他“亞洲四小龍”如韓國，其在1962年至1992年間GDP年均增長率也達到7.6%，甚至臺灣在1958年至1990年間也以平均每年6.3%的速度增長。以上國家的經濟成就不比中國差，這個事實不能忽視。

　　亞洲多國在經濟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很大程度與“后發優勢”理論(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有莫大關系。“后發優勢”理論指的是后發展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術、不用重復先發達國家走過的彎路，這即為優勢。這個模型的確成功解釋了二戰后的幾個經濟奇跡，包括日本的迅速復蘇，以及“亞洲四小龍”的崛起。

　　作為亞洲最大的國家，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成長很明顯也是受益于這個理論。中國與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一樣，擁有一支任勞任怨、廉價的勞動力大軍，具有將大量勞動力從低產出農業轉移到高產出制造業的能力，加上國內政治穩定，并有一個能保持強有力及發展導向的執政團隊，令中國過去30年成功復制了其他亞洲國家當年的經驗，憑借低廉勞工成本吸引大量國際資金進入，使中國成為全球最大工廠。

　　不過，從“亞洲四小龍”及日本的歷史也可知道，這樣的經濟奇跡不會永久持續，它們近年來都面臨如何突破及轉型的難題。個中原因，是因為之前這些國家只是透過采用先進國家的創新技術作為手段而發展，一旦這些技術普遍使用，與富國在所得上的差距相對拉近的同時，借著由進口科技達成的“輕松”經濟成長也將因此緩慢下來。

　　事實上，據諾貝爾獎得主梭羅(Robert Solow)的經濟成長模型，經濟增長率會隨著資本累積及所得增長的增加而逐步減緩，30年大約是一個經濟快速發展期的長度。

　　按此道理，中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后，至今剛好30年，所以高速增成長的奇跡或也應接近尾聲。尤其是今年，面對國內發展模式轉型及全球金融風暴的雙重壓力，中國能否如愿在本世紀中旬邁向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仍充滿很大變數。

　　因此，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最大意義，不是要發思古之幽情，不是要過份炫耀過去30年的成就，這樣只會令中國在未來發展道路上迷失方向。相反，目前最重要的是政府及社會各界如何借總結過去30年的經驗，為未來制訂新的起跑目標，為中國贏得下一個30年描繪新的發展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