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14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0月14日發表社論指出，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依然落后，是改革開放政策最早設計者和實施者的未竟事業，也是中國進步過程中的一大遺憾。如今，中共從全球化視角將此提到“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高度，以政治的視角將此提到“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意味著中國的發展戰略和重心將有明顯調整，最終目標是整個社會的平衡、平穩發展。

　　社論摘錄如下：

　　中國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肇始于農業改革，即以家庭為單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使早已證明失敗的人民公社制度被打破。這一改革試驗是安徽省幾位農民在走投無路的困境下，冒著政治風險悄悄展開的。此后，在鄧小平的首肯和支持下，“聯產承包制”逐步在全國推行，最終形成了持續至今的改革開放局面。

　　那場農村改革不僅釋放了中國社會中巨大的未開發潛能，歷史性地解放了生產力，而且更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基礎上，改善了他們的政治和社會地位。但可惜的是，在推行了數年之后，農業改革遇到瓶頸，改革開放政策的重心迅速轉移到工業領域和沿海城市。盡管現在農村的生活水平與3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但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中，農村、農業和農民(“三農”)問題的現狀，與工業和城市的現代化相比極不協調。

　　本月初，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專程前往30年前農業改革的始發地——安徽小崗村，既是對改革開放政策源頭的巡禮，更是對農村改革的未來方向進行政策性宣示。在與村民對話時，胡錦濤就長期備受關注的土地使用權問題，作出了明確的政治承諾，那就是允許土地“自由流轉”。

　　這一提法隨即在中國內外成為焦點話題，因為土地不僅是農民的最大利益之所系，而且也是近年來頻繁發生社會動蕩事件的主要根源之一。由于土地的使用權缺乏政策保障和法律保護，官商利益集團就肆意占用和剝奪農民的土地。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浪潮越是兇猛，農民的利益就越是容易被踐踏。中國農村地區的抗爭事件之所以不斷發生，農民與官商之間的對抗情緒之所以日趨激烈，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允許土地自由流轉的最大意義，在于確認農民對土地使用權的擁有。剛剛結束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已經討論了相關的具體政策和措施，雖然細節有待公布，但土地自由流轉的政策勢將成為推動新一輪農村改革的重大舉措。表面上看，其意義只限于經濟領域，但實際上也是一場政治改革。因為，雖然土地的自由流轉還談不上劃歸私有，但卻能增強農民面對強勢利益集團時的自我保護能力。

　　土地改革是中國“三農”改革的新突破口，是縮小城鄉及貧富差距、求取社會均衡發展的途徑之一。而中國當局的基本目標，是要在2020年使農村居民收入翻一番，并且全部消除赤貧人口。這是一個具體而明確的目標。但以中國農村地域之大、人口之多、底子之薄弱，這又是一個充滿困難和挑戰的巨大工程。

　　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依然落后，是改革開放政策最早設計者和實施者的未竟事業，也是中國進步過程中的一大遺憾。如今，中共從全球化視角將此提到“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高度，以政治的視角將此提到“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意味著中國的發展戰略和重心將有明顯調整，最終目標是整個社會的平衡、平穩發展。

　　無論從發展現狀還是從國際經濟形勢來看，中國都已經到了必須加快培養內部市場、擴大內部需求的轉折點。目前全球正在經歷的金融危機，再次說明了這一點。正如中共在此次中央全會公報上所言，中國的農業基礎確實“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也“最需要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