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9日電 美國《僑報》10月9日發表社論說，盡管中國傳媒形容說，這場改革給中國農村帶來的震撼，將不亞于30年前的“包產到戶”，并譽之為中共建政后的“第三次土地革命”，但該報認為，中共執政當局的“新土改”之策，將會是，也應該是審慎的、漸進的，并非外界所說的是“一劑猛藥”。在改革形勢日益復雜、各方利益矛盾日益尖銳的當下，穩妥漸進的政策將可能最終使中國廣大農民受益。

　　社論摘錄如下：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本周四始(9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將審議《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意味著中國執政當局將在土地制度、城鄉兩元經濟結構體制上尋求農村改革的突破口，新的土地制度變革的號角即將吹響。

　　自古而今，中國以農業立國，農村人口占全國13億人口的80% 中共改革始于農村，但當前，農村之改革和發展，已在市場化方面遠遠落后城市的改革和發展，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突出。也可以說，30年來以“聯產承包制”為標志的農村改革，可以解決中國農民的生存問題，卻無法解決農村的發展問題。

　　1949年，中共得以建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得益于中共領導農民進行的“土地革命”，獲得土地的農民給予了中共執政最根本的支持。1978年，中共執政當局推行首輪改革，首先進行的就是土地政策的重大變革，推翻了“人民公社”體制，“聯產承包制”的土地政策克服了平均主義，其實質是中國農民重新獲了曾經被集體化的土地，部分地取得了生產和分配的自主權。農村的落后狀態，迅速為之改觀，中國從此實現糧食自給自足。更為重要的是，中共執政再次得到了農民的廣泛支持，農村改革為城市改革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但是，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兩個根本問題尚未解決，一是土地制度問題，按照現行的“聯產承包制”，農村土地歸國有，而農民擁有土地使用權，不擁有土地產權，也是說，土地不能成為農民手中可以流轉的資產和生產要素；二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即以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為中心的體制，而解決戶籍制度難題，真正的障礙并不在戶籍制度本身，是戶籍制度所依附的福利制度，也是說，農民不享有與“城里人”同等的勞動保險、醫療保障等社會福利。

　　無法忽視的是，打破土地、身份予以農民的“雙重束縛”，既可以釋放數十萬億的土地財富，但也可能面臨農民土地被“資本圈走”的危險，失去土地的農民將迅速“赤貧化”，并有可能“流民化”，最終背離農民的根本利益，并釀成新的社會問題。而且，在經濟發展程度不夠高，工業“反哺”農業條件還不完全具備的條件下，快速推進城鄉一體化，會欲速不達。　

　　因此，盡管中國傳媒形容說，這場改革給中國農村帶來的震撼，將不亞于30年前的“包產到戶”，并譽之為中共建政后的“第三次土地革命”，但本報認為，中共執政當局的“新土改”之策，將會是，也應該是審慎的、漸進的，并非外界所說的是“一劑猛藥”。

　　可以確知的兩個基本事實是，第一，在中共高層內部已形成廣泛共識的“新土改”之策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集體統一經營和家庭承包經營相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中共農村政策的基石，不僅現有的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還將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同時，將根據農民的意愿，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權。第二，中國已進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歷史進程，正在建立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這樣的政策指向，不僅不會“減速”，且會逐漸加快實現城鄉一體化步伐。

　　雖然與外界預期的“新土改”政策力度尚有差距，但畢竟改革觸動了土地制度和城鄉二元結構這兩個涉及中國發展前景的根本問題。而在改革形勢日益復雜、各方利益矛盾日益尖銳的當下，穩妥漸進的政策將可能最終使中國廣大農民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