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9日電《澳門日報》10月9日發表社論說，發端于中國農村的改革，啟動革新的大幕。經過三十年風雨歷程，改革的關鍵工程又回到了農村。深化農村改革成為新時期的一項戰略任務。將于十月九日至十二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將審議《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一決定將為未來的農村改革確立方向。

　　社論摘錄如下：

　　農村問題始終是中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關鍵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就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的改革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它不僅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解決了全國人民建國以來沒有解決的衣食溫飽問題，而且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堅實的物質基礎。

　　如果說三十年前農村改革的最大任務是解放農村生產力的話，那么這一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但是束縛農村生產力的制度性因素沒有完全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沒有完全打破，戶籍制度改革進展緩慢，農民轉移就業過程中的歧視現象還很多。因此，農村生產力的解放還有很大空間。應該說，解放農村生產力只是農村改革的階段性目標，發展農村生產力是新時期深化農村改革的重要任務。

　　發展農村生產力必須以制度為基礎。發展農村生產力，需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完整的土地產權；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賦予農民公平退出農村小區的權利；深化戶籍管理和勞動就業制度改革，賦予農民自由遷徙和平等就業的權利；深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改革，賦予農民平等分享國家發展成果的權利。一個尷尬的事實擺在面前，如今城鄉居民收入比已擴大到三點三三比一，絕對差距達到九千六百四十六元，為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雖然近年來，中央對農業的投入持續加大，連續出臺了五個“一號文件”，相關的扶持政策也陸續出臺，但“三農”問題卻仍然困難重重。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農業領域再也沒有進行過根本性的改革。

　　土地制度限制了農村發展。新時期深化農村改革的關鍵在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土地制度變革雖然不能馬上出現很大效益，但從長期來看，有利于農業效率的提高。現有的土地制度是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城市土地可以對價取得貸款，農村土地就不行；農民的土地、房屋等財產不能交易，不能形成資產。那么，農民怎么擴大再生產呢？就只能維持現有的小農經濟模式。最近有學者提出土地“永包制”，并認為深化農村土地改革不宜拖延。農業部課題組也提出，用土地“永包制”來解決土地規模經營難題。這些探索的內容或許將在三中全會的文件中得到認可和體現。

　　九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考察土地大包干發源地——安徽鳳陽小崗村時，明確表示，“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在考察以小崗村為典型的農業大省安徽之前，胡錦濤主席于九月八日至十日在產糧大戶河南省就農村改革發展問題在這塊中原大地的十個地方密集調研。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日子里，在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的一個月里，調研河南和安徽這兩個同位于中部地區的農業大省，顯然具有為十七屆三中全會定下基調的深意，也透露出可能會有突破性的政策出臺。

　　三十年前中國改革是從農村起步的，三十年一個輪回，現在下一步改革又回到了農村，土地是其改革重點。一旦確定農村改革作為下一階段政府工作的重點，國家將在法律層面、政策層面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對于國家而言，土地改革顯然有其深刻的背景：隨著城鄉差距的越來越大，要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政府顯然必須加速農村改革，提高農民收入，同時這也是增強國家經濟整體實力，提高抵抗風險能力的一個上上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