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26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9月26日發表韓詠紅撰寫的文章《奧運后首月的“問責風暴”》說，問責是必要的，但更值得關注的還是老問題：何以重大事故頻繁？尤其集中在奧運之后？此外，比事后“問責”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從制度上確保官員玩忽職守、失職瀆職的情況能受到遏止。深究下去，官商利益鏈不打破，政府部門不撤出經營領域，不允許社會進行由下至上的問責，存有僥幸心理、以身試法者仍將前仆后繼。

　　文章摘錄如下：

　　中國媒體近日頻頻報道：在9月11日到22日的短短11天里，共19名中國官員因為在公共安全問題上負有責任而引咎辭職或者被免職。這19名人既包括官至正部級的國務院部委首長與地方大員，也有基層的副縣長、副區長。

　　鑒于下臺官員之多以及級別之高，有評論認為北京政府在問責問題上“動真格”。媒體將官員紛紛落馬的現象概括為9月“問責風暴”，有人將2008年形容為“問責年”，并樂觀地預測這場風暴將成為官員行政問責制度化的開始。

　　追溯起來，至少從2001年開始，中共與中國國務院即頒布過好幾部針對干部與公務員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

　　去年中共召開第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加強行政體制改革再次成為焦點，總書記胡錦濤在報告中提出要“突出行政首長為重點問責對象”；進入2008年，新一屆政府的首次廉政工作會議，延續十七大的要點，提出“選擇部分省市和國務院部門開展試點，加快實行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和績效管理制度。”

　　近期的山西潰壩與問題奶粉事件，恰好是對中央三令五申的“問責制”的一次測試，測試結果，山西省委副書記、省長孟學農、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等官員紛紛落馬。中央也適時展示“問責”的決心，進入第二任期的胡溫表明他們準備嚴懲違反中央科學發展觀路線的官員。

　　輿論界目前關心的是問責會持續多久？是否確實如風暴一樣，刮過一陣就風平浪靜？也有學者提出了問責制度的科學性與公平性問題，什么過失該懲處到什么級別，對于下臺官員如何安排，如果他不久后重返官場，問責制的意義是否打了折扣？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輿論界對這輪問責的熱情關注與贊揚，反映的其實是問責制之“遲到”。在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發生以后，具體負責與負有領導責任的官員鞠躬下臺，是很多現代國家為官者的應有之義。

　　奧運結束未及一個月，好數百條人命已葬送在潰壩、火災、礦難之中，還有數萬嬰幼兒因食用被添加入化學污染物的牛奶而腎臟出毛病。毒奶事件奪取了嬰兒的生命與健康，也耗損了國家形象，倘若一票官員還安坐其位，如何向全社會交代，平息民怨？

　　問責是必要的，但更值得關注的還是老問題：何以重大事故頻繁？尤其集中在奧運之后？此外，比事后“問責”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從制度上確保官員玩忽職守、失職瀆職的情況能受到遏止。深究下去，官商利益鏈不打破，政府部門不撤出經營領域，不允許社會進行由下至上的問責，存有僥幸心理、以身試法者仍將前仆后繼。

　　在現實生活中，一些理想化的宣傳其實說服不了普通老百姓，他們從經驗中汲取的智慧告訴他們僅僅是問責，不能解決長遠的實際問題。

　　不久前在河北石家莊采訪，我問正在退奶粉的市民，市委書記、市長、質檢總局局長都被問責下臺，這樣的做法好不好？好多人都表示肯定。但說到問責能在多大程度上整肅腐敗現象時，人們的信心就不那么牢固了。

　　一個市民頓了一下說：“這個就難說了。現在的人，上來的跟下去的一定會有不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