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25日電 臺灣《聯合文學》287期刊文《自我囚禁的巨大樂趣──西方書寫空間的蛻變》，回溯了西方的書寫文化與創作空間的關系，原文摘編如下：

　　探討西洋文化，則必須回溯到希臘，早期是以口述文化為主，例如吟唱詩人荷馬一面彈奏樂器，一面敘述特洛伊戰爭和奧迪修斯海上漂流的故事。至于思想的交流則透過對話，比如說，公元前469年，蘇格拉底出生于希臘雅典，父親是工匠，母親則是擔任助產士。長大后，面對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雅典吃了敗仗，蘇格拉底開始批判當時虛偽的宗教，因此被扣上煽動年輕人的罪名，遭到當局的逮捕，最后命令他喝下毒酒。蘇格拉底鋃鐺入獄時，開始書寫作品，于是監獄變成他的書齋。回溯西方早期的書寫文化，監獄無疑是書房的原型，即使現代專業作家的創作時空，在某種程度帶有短暫的“自我囚禁”。

　　當時，書寫的工具是蘆葦筆，墨汁是煤、水、樹脂所調制而成的，至于紙就是紙莎草紙，由埃及進口。但蘇格拉底早期并不重視書寫，因為當時習慣在廣場探討思想，傳播知識，而通過對話激蕩出智慧的火花。廣場是神殿、市公所、噴泉的所在地，同時是思想意見交流的空間。

　　此后的希臘羅馬就出現了書店，但書架擺的是一卷卷的紙莎草本。顯然，從書店的圖像可以想象當時貴族和學者作家的書房。蘇格拉底之后，思想不再是對話，而是個人的沉思、冥想。到了基督教成為羅馬的國教，書寫文化的過渡期出現，教科書使用皮紙，但文學作品仍是紙莎草紙。接著，日耳曼民族入侵羅馬，中世紀正式登場，羊皮和小牛皮取代紙莎草紙，這一來書本的外觀開始起了變化。

　　中世紀的歐洲是基督教世界，教會主宰一切，閱讀跟書寫也受到教會的影響。當時流行的“斜面桌”又稱為“閱書桌”本來是擺置在教堂內部的講壇，如圣葛雷高里。但后來個人便用來閱讀，后來則成為書桌。

　　在中世紀，彩飾手寫本一直是主流，版面的尺寸，字體大小、插圖完全依照個人的風格而定。除了教會的《圣經》、時禱書之外，威尼斯和日內瓦也出現私人的出版工房，平時聘請一批抄寫員以手抄的方式制作書籍。就其演變的過程而言，從中世紀到十二世紀各地教會和修道院都設立“寫本制作室”，但到了十三世紀這種寫本工房急速沒落。究其原因，都市日漸發達，而巴黎、牛津、劍橋等大學開始登場，代之而起的是，具有世俗意味的“商業寫本工房”逐漸興起。例如，伯艮地公爵曾經造訪羅瓦澤概儺僖S工房，并訂制書籍。其實，出版工房并不是為教會服務，而是為王公貴族制作精美的“時禱集”。這種時禱集制定祈禱的時間和內容，一開始限于貴族，但后來則擴散到民間男女。一旦大量生產之后，很容易被一般人所擁有，也因此個人的書房開始出現。

　　中世紀的修道院可以說是呈現近代書齋和出版的原型——圖書室置放書籍，寫本工房制作書籍。比如說，本篤會規定修士一天要花四個小時在回廊讀書、思考。自十三世紀以后，學問的流通從修道院轉向都市，因為大學正式登場，加上附設圖書館，而且獨立于教會和修道院之外的寫本工房又相繼亮相。

　　中世紀流行使用斜面桌，到了十六世紀則跟平面桌并用，而桌面所擺設的物品日漸增多，如紙、鉛筆、信紙等。此外，貴族也喜歡折迭式的移動書桌。一五二○年，德意志畫家杜勒到了尼德蘭一游，訪問了《愚人頌》作者伊拉斯謨，四年后完成了畫作“鹿特丹的伊拉斯謨”，在作品里，可以發現他書齋里的平面桌上加了一個小斜桌，而眼前放置一個花瓶，至于左邊則有四冊的精裝手抄本。在寫作時，他左手握著墨水瓶，右手持著孔雀毛筆。從這張畫作可以推想當時書房的情景。

　　書齋成為個人的孤獨空間，既可以寫作，又能夠透過想象、思考讓自己的意識悠游各地的空間。以蒙田為例，他于一五五七年擔任波爾多最高法院評定官，一五七一年退休后，隱居在自己的城堡，過著讀書和內省的生活。就城堡內部而言，一樓是禮拜堂，二樓是寢室，三樓則是書齋。每天一起床，向母親請安之后，便走上書房，過著孤獨的生活。他指出，整座書房位于塔樓，是圓形的空間，桌子和椅子成一直線，眼睛一轉，就可以看到每一本書。蒙田深知書齋帶有憂郁的元素，處于這種空間精神充滿活力，但肉體卻失去元氣。面對這種宿命，近代人則樂此不疲。

　　到了十七世紀，家具邁入一個新階段，換言之，為了書房的“書桌”(writing table)開始亮相。有趣的是，法國女貴族創造沙龍，每個禮拜總會邀請文人藝術家來家中客廳跟來賓談文論藝。至于她們自己的閨房里，不但是化妝室，也是書房，一面照鏡子，一面寫文章。當時還誕生一位女性書信作家塞維尼夫人，她的書信集在法國文學史還占有一席之地。至于喜劇作家莫里哀更創作出《女學者》的戲碼。顯然，女性開始在書寫和學問的世界嶄露頭角。

　　此外，王公貴族也成為大搜藏家，接著圖書館也開始登場。回顧十五世紀中期，古騰堡研發一部印刷機，印制歐洲第一部活字印刷書籍《古騰堡圣經》。這種印刷術帶動了知識革命，同時讓書籍出版更加快速。

　　丹尼爾‧馬羅因為信仰新教的胡格諾教派，以致遭到法國放逐而流亡到尼德蘭。后來成為奧倫治公爵的建筑師，并于一六八九年跟瑪莉結婚后，成為英國國王，馬羅也跟著他到倫敦，并負責漢普頓園的室內設計，他留下一幅銅版畫“圖書館的內部”，呈現圖書館的內部景象。除了一扇窗和通往隔壁房間的一道門之外，前后左右都是擺滿書籍的書架，書桌是由平面桌和斜面桌構成的，椅子后面是壁爐，上面有一座時鐘。

　　十七世紀，書齋開始蛻變成近代的公共圖書館。換言之，王公貴族的私人書齋面對公眾解放，而成為公共圖書館，例如，畢業于牛津大學，后來擔任外交官的湯馬斯‧波特雷爵士的波特雷圖書館，以及巴黎馬扎然樞機主教的馬扎然圖書館。至于大英圖書館更是馳名世界，馬克思于十九世紀中期流亡到倫敦，能夠撰寫《資本論》，則不得不歸功于館內的藏書。

　　從過去的貴族社會到十九世紀的市民社會，可以看到貴族的大書齋因解放而成為圖書館，這一來書籍不再是集中在少數人身上。尤其是，一八三○年以來，近代都市的興起，居住空間日漸狹小，因此到處可以看到家家戶戶的小書房。

　　顯然，有些人家的書房雖然無法跟圖書館相比，卻能夠發揮小學校的功用。例如，英國女小說家維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出身于書香世家，父親是名學者萊斯里•史蒂芬，曾主編《國家傳記辭典》和《五谷丘》雜志。她父親交友廣闊，許多文人學者經常出入她的家里，因此伍爾芙從小就認識亨利•詹姆斯和喬治•梅瑞迪斯。

　　但她家仍秉持維多利亞傳統：重男輕女，加上伍爾芙從小精神異常，以致沒有接受正規教育。不過，伍爾芙本身才氣縱橫，天資聰穎，透過不斷地努力，天天待在父親的書房博覽群籍。長大后，伍爾芙推出許多精彩小說，如《美麗佳人奧蘭多》、《達洛威夫人》。此外，她透過犀利的文筆在英美兩地的報章雜志撰寫書評，并探討小說創作和兩性關系。伍爾芙也與她先生萊歐納德合開霍格思出版社。值得一提的是，伍爾芙在五十歲時接受劍橋大學聘請，擔任克拉克講座教授，而她父親萊斯也曾榮獲此項職位。

　　在伍爾芙的有關兩性論述中，以《自己的房間》評價最高。過去，她分別在紐納姆藝術學校和格頓女子學院發表演說，后來，她將這兩篇論文修改后，集結成書。在書中，她探討女作家在西方歷史的處境和努力。同時，她更以自己的成長過程和生活經驗為基礎，娓娓道出成為女作家的條件。她自小就有自己的書房，長大后自己因出版小說和寫書評，以至于可以請人做家事。如此一來，便有時間從容不迫地寫作。因此她指出，要當女作家，首先自己必須要有自己的書房，接著更要有錢。

　　至于有些作家因自己的作品大為暢銷而成為搜藏家，比如說，快要年屆知天命之年的符號學家艾可(Eco)在四十八歲那年終于可以掛上“作家”的頭銜，這要歸功于《玫瑰的名字》。他所居住的小城堡，是由耶穌會的一家學校改裝的，位于米蘭郊外的小山丘。這座城堡的龐大空間容納約四萬冊的藏書，而且大多是珍本書。當然這些的花費就是來自于優渥的版稅。

　　回溯西方早期的書寫文化，監獄無疑是書房的原型。在歷史的進程中，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的種種變化讓書齋呈現不同的意義。不過，有些本質的意義，如蘇格拉底當年在獄中的寫作情景，即使現代專業作家埋首于書房之中，某種程度仍然帶有短暫的“自我囚禁”。(辜振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