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山風雨起蒼黃：1949年4月

　　蔣氏身在奉化，其實遙控“中央”，前來拜望請示的軍政要員更是絡繹不絕于途。1949年4月覺知復出有望，動作漸多。4月8日日記提到為“經兒”寫匾祝其40歲生日(蔣經國生日為4月15日) ，自覺腦力記憶日差而且遲鈍，需要“有智之士”助他考慮策劃，并希望“經兒”能代為主持云云。這是明白出示接班人選的意愿了。

　　蔣氏離開奉化到杭州，4月22日在筧橋空軍學校會見了一大票人，夜里又與心腹研討對付李宗仁；卻是正在此時，首都失守。1949年4月23日的日記右邊欄外一行醒目大字：“戴戎光叛變，南京撤守”。

　　幾天之后，毛澤東寫下他的《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情勢險急，蔣氏一方面嚴囑湯恩伯“固守上海”，一方面不忘責怪“桂系” 挑撥分化(1949-4-23“上星期反省錄”) ；然后親赴上海坐鎮。

　　壞消息接踵而至：4月26日宜興與蘇州相繼失陷；金融混亂，銀元價已漲至“金圓券”二百萬元以上，軍餉發給現銀導致金融枯竭…，“甚為上海經濟憂急也”(1949-4-30) ，與8個月前以為幣制改革成功的得意歡欣判若天淵。

　　告別愛廬：1949年5月

　　1949年5月3日，日記右側大字“本日杭州撤守”。次日負氣似的寫：“余主張早撤不再為美國守門上當也” (1949-5-4) 。

　　5日下午，蔣氏帶著兒子去虹橋路拜別宋美齡父母的墓，然后去東平路上當年他與宋結婚時的新居“愛廬”看最后一眼。那時宋美齡還在美國，歸期未知，蔣氏當時凄惶的心情不禁流露在日記里：“晡與經兒同往虹橋路岳父母墓前敬謹告別回程到東平路愛廬視察全室皆空但覺凄涼與愧惶而已”(1949-5-5) 。

　　(出于好奇，我回頭找來1927年12月1日蔣宋結婚那天的日記。果然新婚之日照舊寫日記，蔣氏這點堅持確是與眾不同。日記里記述先到孔宅換禮服、再到宋宅行教會婚禮，然后到大華飯店禮堂行正式西式婚禮，“見余愛姍姍而出如云霞飄落平生未有之愛情于此一時間并現不知余身置何地矣”。禮成后乘車游行、晚宴，最后進入新房。可惜以下的三行字被墨筆涂去，隱約看出最后三個字好像是“樂無窮”。以后幾天他都稱新婚夫人為“愛”，又過幾天變成“三妹”，兩人偶有“歡爭”─ ─玩笑的爭執，到月底就開始吵架了。)

　　5月7日蔣氏乘““江靜輪”離滬赴舟山，在船上寫日記，說想建設臺灣為實現三民主義的省區，“臺灣”兩字原為“福建”，被劃掉改成臺灣。

　　17日飛澎湖，發現澎湖的要塞和營區破敗無人，氣憤愧悔得無地自容，幾乎想“遁跡絕世了此一生”。5月25號由澎湖赴高雄，接報寧波淪陷，上海已不能降機，而愛將湯恩伯已在吳淞口指揮各軍撤退了﹗終于，5月27日他寫下：“上海已于昨日淪陷矣”。

　　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內容是反省他人的責任過錯，一是桂系李宗仁：“桂李投機取巧爭權奪利寡廉鮮恥忘恩負義”，另一當然是美國人：“美必后悔莫及而馬歇爾須負全責”。

　　6月初再反省上海與浙贛線的潰敗，又發現白崇禧要負全責，因為白牽制了湯恩伯的主力部隊：“失敗實數已知其大概白崇禧如不強制湯部主力西移皖南則不惟無此重大損失而且保衛上海之戰亦必會勝矣”(1949-6-4 上星期反省錄) 。

　　回天乏力：1949年6月

　　最后，他認為抓到問題的癥結了，就是以往干部們只當他是“法定總統”而忽視他是“革命領袖”，所以他決心在臺灣貫徹他的“革命領袖之職責與權力”，絕不放棄也不容任何人違抗：“以往領導干部之無方不僅使革命重受挫折而且使革命干部對余之觀念與認識有此錯誤僅視為法定總統之職位而不以革命領袖之身分待之殊為慚怍但余在臺決不放棄革命領袖之職責與權力無論軍政必盡我監督與指導之職責任何人亦不能加以違抗也”( 1949-6-12) 。

　　這一段宣言式的文字非常重要：在他看來，“國民大會”選出來的“法定總統”無足輕重(其實是選給美國人看的) ；真正握有軍政最高職責與權力的是“革命領袖”，說白了就是可以施行軍事戒嚴法的獨裁者。他相信過去的失敗就是由于只被當成前者而后者做得不夠，而今汲取教訓，在臺灣可要好好來真的了！

　　在6月18日的日記里，蔣氏指出英美兩國怕他不能固守臺灣以致臺灣為匪俄所取，欲以“臺灣地位未定”為借口從而把臺灣交還美國，故他要向美國堅決表示：“余必死守臺灣”﹗

　　同時對岸的敵人在籌備建國，蔣氏聞知后悲喜交集：“共匪已于十五日在北平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且將改國號國徽聞之悲樂交感”(1949-6-18 上星期反省錄) 。悲者，“共匪”到底席卷了大陸還要“建國”；喜者，毛澤東竟然要舍中華民國國號另取國名，如此一來國民黨政府就算退居小島也還是正統。蔣氏簡直是大喜過望，而毛氏將會為此極不英明的決定后悔莫及。

　　白皮書震撼：1949年8月

　　1949年8月起，蔣氏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份，在草山(陽明山) 正式成立的總裁辦公室辦公。8月5日訪韓前夕，日記的邊頁上一行觸目驚心的大字“今日美國發表對華白皮書實為我抗戰后最大國恥也”(1949-8-5) 。但他強自鎮定，表示“此心泰然毫不動心”；次日動身前得知內容，“余閱之并不驚異而且心神安怡異常到韓國后更覺安靜光明內心澄清無比是天父圣靈與我同在之象征也”(1949-8-6) 。不過，他旋即痛斥白皮書“可痛可嘆(本寫‘笑’字后劃掉改為‘嘆’) ”，美國“幼稚無知、自斷其臂”，這次是中國最大的國恥也是最后的國恥，其影響之惡劣“比之俄史侵害我國制我死命之毒計為更惡也”(1949-8-11) 。

　　這部讓蔣氏痛憤不堪的“白皮書”，重點評介1944到1949年期間美國的對華關系。全書約一百多萬字，用了相當的篇幅嚴厲指責國民黨墮落、腐敗與無能，宣稱美國即使采取新的對華政策或額外的援助，也無法挽回蔣介石行動所造成的損失。

　　最長的秋天：1949年10月

　　1949年的10月，大概是蔣氏一生中最痛苦難堪的10月。第一天就是一記重擊：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蔣氏則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據報共匪已于10月1日在北平成立偽人民政府毛澤東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慶齡為其中之一總理在天之靈必為之不安國賊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極矣”( 1949-10-1 上星期反省錄) 。

　　不過他還是給自己打氣：“共匪偽政府之成立是增加我宣傳之力量甚大彼匪倒行逆施之所為行見其自斃之日不遠矣故余于此但存樂觀而已” (同上) 。

　　10月5日，風雨天，蔣氏在日記里先是指控“共匪與俄諜”到處活動、陰謀挑撥，現在是以孫立人為目標，“將行讒間”。看到這里我坐直身看下去：晚餐后他“接妻密函報告立人事其會被共諜所利用而不察如非余之明見則誤大事矣”(1949-10-5)。估計是在美國的宋美齡得到某些消息，密報給他。孫立人留美出身，美國人想扶持他已不是秘密，蔣氏因而對他頗為疑忌。這下抓到孫“被共諜利用”的把柄當然不會放過，但隱忍不發，直到1955年借孫手下“郭廷亮匪諜案”才把孫一舉扳倒。

　　卜問“中華民國”存亡

　　10月10日，蔣氏以基督教圣經卜問“國”運，方式大概是禱告后隨手翻開一頁、指向某一處，然后查看內容：“今日國慶雙十節四時起床盥洗后凝神默禱卜問中華民國存亡前途得使徒行傳第9章41節之啟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感謝 上帝使我中華民國得由忠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轉危為安重生復興也”(1949-10-10) 。

　　(《圣經‧新約》〈使徒行傳〉第9章41節原文為：“彼得伸手扶他起來，叫眾圣徒和寡婦進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給他們。”)

　　雖然求神問卜得到的啟示有“起死回生之象”，但大陸幾乎完全“淪陷”，手下頗多眾叛親離，心情愁郁難解的字句常常可見 。10日下午蔣氏飛浙江定海視察沿海陣地，見“工事薄弱且多暴露形同兒戲”，而官兵面黃骨瘦不見一個強健之人，他們沒有冬衣被服草鞋藥品，病兵臥床呻吟卻告以無醫無藥，“此為帶兵以來從未見過之悲劇不知如何收拾矣”(1949-10-13) 。

　　次日飛回臺北，即接獲廣州棄守的消息，不免又要怪部下：“聞廣州已于今日放棄之報驚駭之至國政無主中樞無心其何能久若輩只知爭權奪利”(1949-10-14) 。

　　就在此時，發生了后來所稱的“古寧頭大捷”──金門戰役。蔣氏在10月25日的日記里提及獲知金門島昨夜有共軍登陸，正在激戰，后又稱大部份“匪軍”已被消滅，只剩千余占據碉堡頑抗。26日接陳誠電話，稱接湯恩伯電話說登陸匪軍已被肅清。蔣氏已不敢信任前方的軍情報告，直到“經兒”親自去金門視察回來，報告確已全部肅清，方才安心，“金門勝利后定海士氣亦受良好影響官兵較能積極奮發也”(1949-10-30) 。

　　10月31日生日那天，蔣氏在日記中寫道：“本日為余六十三歲初度生日過去之一年實為平生最黑暗最悲慘之一年當幼年時命相家曾稱余之命運至六十三歲而止其意即謂人余六十三歲死亡也惟現在已過今年之生日而尚生存于世其或天父憐憫余一片虔誠對上帝對國家對人民之熱情赤忱始終如一有增無已所以增添余之壽命而留待余救國救民護衛上帝教會以完成其所賦予之使命乎”(1949-10-31) 。蔣氏生于1887年，此處算的是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