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報:“仇精英”矛盾被激化 奧巴馬又遇新難題

　　中新網10月28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28日發表評論說，美國會中期選舉在即，共和黨巧妙地將中下層白人群體對現實經濟的不滿，從貧富差距轉向美國的另類社會異化——精英教育成果和資源的兩極分化。共和黨利用這樣的社會文化，以及美國社會在精英教育領域的兩極分化，鼓勵和激起中下層白人的“仇精英”心理，給奧巴馬和民主黨領袖在造成了巨大壓力。

　　文章摘編如下：

　　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在即，共和黨借風起云涌的“茶葉黨人”運動咄咄逼人，大有可能一舉奪回眾議院甚至參眾兩院的多數，兩年前風卷殘云上臺的奧巴馬總統和民主黨國會領袖，面臨十分尷尬的困難局面。

　　大多數論客都同意：奧巴馬和民主黨的政治滑坡，根本原因是美國經濟持續不振，尤其是失業率居高不下，中下階層根本沒有感受到經濟表面回升的任何好處，而對自身以及整個國家的前途悲觀失望。

　　但是中下階層的經濟困境，是美國社會幾十年來在經濟收入上兩極分化不斷加劇的征象。據《經濟學家》周刊，從1970到2008年，美國的基尼系數從0.39增加到0.47。從2000年起，美國家庭實際收入中位數持續下降。與此同時，有錢階級的財富和收入卻不斷增加，最高一成的收入占了全民收入的幾乎一半，最富1%人口擁有全美財富三分之一，等等。

　　如此尖銳的財富兩極分化，照理說應該有利于主張“劫富濟貧”的民主黨。但是共和黨和美國右翼的政治妙策，卻是將中下層白人群體對現實的不滿，從貧富差距轉向美國的另類社會異化——精英教育成果和資源的兩極分化。

　　這種策略的一個基礎，是美國傳統文化對貧富差距的容忍度遠遠超過歐洲，“仇富”心態則低于歐洲，但是美國文化對社會上升機會則非常敏感。共和黨巧妙地利用這樣的社會文化，以及美國社會在精英教育領域的兩極分化，鼓勵和激起中下層白人的“仇精英”心理，而在目前的中期選舉中卷土重來。

　　美國精英教育的兩極分化，與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精英教育界推行的“憑才取人(meritocracy)”原則直接有關。在這一原則下，美國精英教育從所謂“藍血世家”特權，轉向按照“才能”標準選拔的社會各階層精英開放。美國精英教育的“產品”，也從以前白人權貴富家子弟為主，轉到更廣泛的各種族群代表。奧巴馬總統是這一歷史性演變的最好例子。

　　教育精英成為社會分化的稻草人

　　問題是這里的“才能”標準，基本上還是以可以客觀量化的學業成績為主。而精英教育機會的劇烈競爭，導致成績和其他入學標準的不斷升高，其累積效果，是除了亞裔之外，美國精英教育機會日益限于具有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從小注重子女教育和智力開發的上層階級以及知識精英家庭。

　　即便是常春藤校園里受到平權政策“照顧”的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學生，統計表明絕大多數來自家境富裕的中上階層。由有錢外祖父母撫養長大、貴族中學畢業的奧巴馬又是一個例子。

　　還有《華盛頓郵報》近日指出的美國精英男女彼此通婚的社會風氣(奧巴馬和克林頓夫婦都是例子)，強化了美國精英教育機會在上層階級中的世襲趨向，進一步加寬了精英階層與一般中下階層平民的社會距離。

　　雖然小布什總統這一耶魯、哈佛雙料校友代表的共和黨上層也是精英教育的產品，但是共和黨近年來卻精明地對草根階層維持了一種反精英主義表象，民主黨奧巴馬當選總統后，卻醒目地建立了肯尼迪總統以來，最具常春藤色彩的精英內閣政府。

　　總體說來，美國精英教育產品也確實具有強烈的自由派偏向。例如哈佛學生中，72%承認政治態度比美國整體偏左，只有10%認為自己比美國整體偏右。

　　與此同時，在全球化大勢下，美國的社會上升機會日益依靠專業知識，大批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藍領中產階層因此受到擠壓，經濟和社會地位不斷下滑，不能不產生或加劇對上層精英的一種怨恨。

　　共和黨與“茶葉黨人”因之大肆宣傳：民主黨自由派精英高高在上，養尊處優，“不識稼穡之艱”，與美國平民生活脫節，獲得了面臨就業和經濟困境的大量中下層白人的共鳴。不僅奧巴馬和民主黨領袖在中期選舉中遭到巨大壓力，《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都指出，整個精英階層都感受到來自茶葉黨人的“討伐”。哈佛前校長薩默斯行將辭去奧巴馬首席經濟顧問，與這一政治壓力密切相關，也是共和黨“仇精英”策略的犧牲品代表。(于時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