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參事調查醫改 稱政府投入應重百姓輕醫院(3)

　　“平民醫院”能復制嗎？

　　文|任玉嶺

　　低成本運營的秘訣

　　筆者認為，高州醫院的成功秘訣，在于一切工作都要保低成本運行。為了減輕群眾負擔，高州醫院在保降低運行成本方面，可謂下了很大功夫。用藥方面的“三用三不用”、買藥方面的網上采購、設備耗材方面的公開競爭以及對檢查費的限制、對收紅包的嚴禁等等，都為降低運行成本、減輕患者負擔起到了保證作用。

　　高州醫院之所以能說到做到，還在于有一系列的制度保證。例如在藥品采購方面可能很多醫院都實行了網上采購和招標采購，但由于沒能像高州醫院那樣有一整套的工作機制和程序，就難免“走關系”、“循私情”照樣發生，以致造成很多網上采購、招標采購的藥品比市場上還要貴。

　　而高州醫院的所有制度設計都是動真格的，對制度執行的監督也是十分認真的。嚴格且健全的制度，保證了運行成本的降低，保證了患者負擔的減輕。

　　那么，“高州模式”能否復制？

　　對于這個問題，高州醫院院長鐘煥清的回答是：“完整地復制高州模式是不可能的，而是應當學習我們的理念，一切為了人民能看得好病、看得起病。我們的模式，就是以制度管院，有制度，有檢查，還有處罰，有這三大關，沒人敢亂來。員工的思想素質的培養也很重要，比如收一個紅包，就會壞了醫院的聲譽，嚇跑了患者。一旦傳開，本來就窮的患者，會因為沒錢送紅包而不敢來我們醫院�！�

　　政府投入應“重百姓輕醫院”

　　當前在公立醫院改革實踐中有一種強勢理論，那就是想要公立醫院的公益性，政府就必須大投入。而高州醫院的事實恰恰與此相反。

　　既然一個地處偏遠山區的縣屬高州醫院，能夠在不取國家一分投入情況下，買進先進設備、建起三幢大樓、辦成平民醫院，那為什么其它地處鬧市區、大城市的公立醫院就非要國家投入呢？ 公立醫院既有國家給的土地和房屋，又有國家給的設備和品牌，中國有那么多人口，有那么多患者，怎么就不能賺錢呢？高州醫院收那么低的醫療費，還靠節余建起大樓，而那些長期高收費的大醫院，又該有多少節余呢？

　　鐘煥清提出，公立醫院改革，應該走市場化道路，而不是公益性道路，國家的醫療投入，大部分應該投入到老百姓哪里去，讓老百姓有了充裕的醫療費用，再來選擇醫院，那么醫院就要展開競爭，這就會形成一個良性的醫療競爭環境，讓老百姓看病更便宜，享受的服務更好。而如果將資金大量投入給公立醫院，只能換來公立醫院的低效率運轉，無法激發醫院、醫護人員的積極性，其結果可能是老百姓看病更難了。

　　筆者也認為，國家要加大對醫療投入，但不是對公立醫院。除了欠債性的補償縣級醫院外，應把主要投入放到擴大和提高公眾的醫療保障上。

　　公立醫院應“去行政化”

　　從高州醫院的成長與經營看，這個醫院走到今天與院長鐘煥清本人的思想、品德、素質和能力直接相關。

　　高州醫院院長鐘煥清從小農村長大，赤腳醫生出身，了解百姓疾苦。在他的影響和帶領下，醫院全體人員都有大愛的樸素情懷。他們認為：“群眾是賣雞、賣豬來看病的，做醫生的一定要讓群眾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根據筆者的調研和各方面的反映，包括鐘煥清的意見，都認為醫院不是行政單位，醫院院長不能由政府任命。有了政府的干預醫院工作就很難推進。特別是通過政府換屆，來更替醫院院長的作法，醫院院長的心思是不會放在醫院的。他要考慮的不是如何降低成本，為百姓減輕負擔，而將是如何搞“形象工程”、保自己的下一步晉升。一旦用人失當，大權獨攬后，還會出現“黑幕購藥”、“關系用人”、“腐敗用錢”等，醫藥成本就會迅速上升，病人負擔就會隨之加重。

　　因此，筆者建議，醫院院長應由醫院職代會直接選舉，干得不好的，職代會有權對其彈劾和罷免。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們選出的帶頭人一定是最棒的。

　　醫院管理專業性很強，管理者即要懂管理也要精通專業技術。政府對醫院必須有一個很寬松的政策，在醫院管理中不過多的干預，讓醫院根據本身的實際情況進行管理，政府給予全力的支持，醫院才能保證可持續的健康發展。高州醫院有今天這樣的成績，離不開當地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寬松的政策空間。

　　在調研中，鐘煥清院長屢次提到：政府不干預比給錢更重要！高州醫院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有重要一條就是當地政府不干涉醫院的發展和經營，他說，政府對醫院不干涉就是最大的支持。

　　對縣級醫院不應設置禁區

　　高州醫院的實踐還證明，縣級醫院需要大發展而且也能夠大發展。鑒于中國縣一級人口較多，對醫療需求較大，我們不應該限制縣醫院的級別定位，更不應該對縣醫院發展設置禁區。

　　高州醫院至今還是一個二甲醫院，但論規模和手術量、技術條件等，早已達到三甲水平，但就因為是一個縣級醫院，受到了技術發展的制約，比如腎臟移植手術，醫院累計已經移植成功200多例，但就是因為級別所限，被省衛生廳叫停。

　　為了不讓廣大農民和百姓在患大病、重病時長途跋涉和奔波，一定要大力支持縣醫院更好發展。例如心血管病患者在中國需要手術的有400萬人以上，而能手術的卻不到1%。如果按照規定只有省以上醫院才能做心臟手術，而且高額手術費不降低，廣大農民和百姓就只能錯過治療時機。

　　高州醫院是違背了禁區的規定闖蕩成功的，但至今不能升為三級醫院。通過高州的例子，筆者認為不僅要解除縣級醫院的級別定位禁區，而且要解除縣級醫院的手術種類禁區。要為縣級醫院發展提供和創造更大空間，鼓勵縣級醫院辦成終生學習醫院，勇攻醫療難題，真正解決廣大百姓“看病難”。

　　作為醫療體制改革的難點，公立醫院改革仍在謹慎的推進，可想而知，由高州醫院引發的爭論和思索，也將持續下去。

　　任玉嶺，國務院參事，全國政協第八屆委員，第九、十屆常委。長期關注醫療、教育、三農等與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