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不出所料,被曝光的“咆哮哥”受到了“問責”。在廣州市法制辦召開的記者通氣會上,該辦除了就該辦工作人員言行不當一事深表歉意外,也已責成當事人作出深刻檢查,并調離原工作崗位,市法制辦紀檢監察部門將根據公務員管理規范作出相應處理。據悉,市法制辦領導將主動登門向事件當事人道歉(6月23日《廣州日報》)。

　　“咆哮哥”剛剛對當事人宣稱“工作時間就是不辦公”的內部規定,廣州市法制辦高效的內部工作效率就用事實給予了響亮而又否定的回答。對事件全過程的調查是連夜進行的,“咆哮哥”的深刻檢查也是晚上完成的,深入調查也是從晚上啟動的,要知道,按照“咆哮哥”的理論,這是更不應該“辦公”的時間。表面上看,“問責”是連夜作出的,既有效率又有成效,應該可以對“咆哮哥”的“工作失誤”起到一定的彌補作用。可我的疑問是,這究竟是“問責”還是“保護”?由于新聞中提到一句“市法制辦紀檢監察部門將根據公務員管理規范作出相應處理”,我特意從網上搜索了一下,發現有一個《廣州市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公共業務行為規范試行規定》,其中明確規定,國家公務人員在公共業務中不得有“不按照規范的業務用語和業務禮儀接待來訪群眾,接聽咨詢電話”的情形。如果違反了這一規定,受到有效投訴或被檢查發現一次的,本人本年度考核不能評為優秀。

　　這就意味著,如果嚴格按照規定辦事,當事人是不應該受到調離工作崗位的處分,至多是年度考核不能被評為優秀而已,只有受到有效投訴或被檢查發現三次的,當事人才會被輪崗或降職。從這個意義上講,“問責”雖然雷厲風行,但是顯然“失當”,并沒有按照規則“出牌”,與“咆哮哥”的言行異曲同工之妙。循此追問下去,就會發現這樣的“問責”還真是問題多多。　

　　觀察整個事件的變化過程,市長熱線將當事人投訴轉到法制辦是一個重要轉折點。在此之前,“咆哮哥”咆哮時無人問津,甚至還有“好心”的同事讓“咆哮哥”叫警察。在此之后,對于“咆哮哥”的處理“從重從快”,讓人嘆為觀止。這說明“問責”“咆哮哥”的關鍵因素或許不是他的言行有多么惡劣的影響,也不是法制辦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受到了多大影響,而是法制辦的領導因為害怕市長“震怒”而進行的危機公關,因此,這個時候態度比什么都重要,處理的態度要堅決,懲罰的措施要嚴厲,哪怕違規處罰也好。

　　這樣的“表態式處理”,說白了就是“保護性問責”,表面上看是對當事人進行了嚴厲問責,實際上既是對問題單位領導的保護,也是對問題當事人的保護。對于法制辦的領導來說,市長不可能一直關注一條“熱線信息”,所以需要第一時間通過嚴肅處理向市長作出表態。而對于受處分的當事人來說,由于自己所受的“嚴肅處分”有為領導進行“危機公關”的意味,所以“知恩圖報”的領導也會對當事人進行“保護性問責”,表面上是高調問責,實際上是低調保護,要不,你看看那個“替黨說話還是替人民說話”的逯軍,誰在“替他說話”?

　　說白了,這樣的“問責”不是一種基于權力對權利負責而內生的責任感,而是權力要對更高權力負責的“表態性問責”,其目的是“對上表態”和“對下保護”。在信息不對稱之下,市長能看到“表態”但卻肯定看不到“問責”的持續執行情況,所以可能“問責”越嚴格越不守“規矩”,“保護”就會在“問責”的基礎上變本加厲,反倒是那些信息處于對稱狀態的公眾,始終處于旁觀者的角色,這是不是一種“問責”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