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工資低工傷多加班多

　　他們想要的生活什么樣？

　　更加豐富多彩，不做賺錢機器

　　在廣東省廣州市夏茅工業區一家工廠打工的貴州女孩李梓瑤是個典型的“90后”，1991年出生的她幾個月前滿懷著對城市生活的向往來到了廣州。

　　“我的想法其實好簡單，找份工作，不要太累。” 但工廠的活兒并不好干，打工的日子和自己想象的根本不一樣。“累，太累！手要跟上流水線的速度，稍稍趕不上，物料就堆積在面前，不要說拉長嚴厲的眼神瞪著你，自己也不安生。”由于操作不熟練，李梓瑤沒少被主管批評。心情郁悶的她曾經坐在宿舍樓欄桿上發呆。試用期的收入也不高，只有1000元左右。

　　讓李梓瑤不適應的還有單調而緊張的日程。“在工廠里，有規有矩，做事不能快不能慢，要聽候廠方的鈴聲指示。起床、上班、睡覺，都有一個編排好的時間表。”

　　這幾天，李梓瑤的工友——四川女孩彭娜正和父母慪氣。原因是上個月彭娜手機費、上網費用了200多元，父母說她亂花錢。彭娜卻不以為然：“你們這樣省還不是在打工,手機都舍不得用,我才不會學你們。”彭娜是熟練工，每月工資有一千三四百元。

　　李梓瑤每個月最大的花銷也是手機費和上網費。工作之余，她開始想家、想念朋友，但又不愿意就這樣回去。“我還年輕，想長點見識。”她喜歡上網，在手機上看小說，或者和朋友在網上聊天。但常常是因為訂單多加班多，每天幾乎只剩下幾小時睡覺時間。

　　“她把自己安置/在流水線的某個工位，用工號替代/姓名與性別，在一臺機床刨磨切削/內心充滿了愛與埋怨”，“站著時候，你已成為它(機器)的一部分”……這是打工妹鄭小瓊的詩作。十幾年前，東莞一家小五金廠的245號工卡就是鄭小瓊的身份，她的詩就是打工生活的寫照。如今，來自四川南充的鄭小瓊已經成長為一名詩人，前年成為廣東省人大代表，但依然租住在工業區，和工友、老鄉比鄰而居，關心和關注著打工生活。

　　在鄭小瓊的眼里，“90后”是個先進的字眼。他們更為崇尚平等尊嚴的工作，寧愿在外面漂著也不愿回到鄉村；他們會把周圍是否熱鬧作為就業的一個選擇；他們更為珍惜自己的休息時間，會用一個月工資去買一個山寨版蘋果機……相對于父輩，他們更注重自己人性的尊嚴，更追求生活的質量，他們有自己的想法，選擇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做賺錢的機器。

　　遇到問題該找誰？

　　工會應該成為打工者真正的娘家

　　廣東東莞，寬闊的道路，擁擠的車輛行人, 琳瑯滿目的廣告牌, 鐵門緊閉的工廠，共同構成一幅打工城市的場景。鄭小瓊說，大部分工廠每個月加班超過80個小時，有的甚至上百小時。對于打工者普遍反映的累，鄭小瓊認為除了身體上的勞累，更多的是一種精神的累，一種由農村進入城市，面對新的環境，現實與理想落差過大而造成的心靈上的累。

　　城市需要農民工，但似乎并沒有很好地接納他們。根據調查，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存在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會保險參與率低、工資水平總體偏低現象。而與“三低”相對應的，則是“三多”——工傷及職業病多、加班多、勞動爭議多。

　　鄭小瓊曾經以“面對勞動糾紛與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怎么辦”的問題訪問很多打工者，絕大部分選擇放棄，大多數人覺得，“又不是我一個人受到這樣的侵害，大家都這樣，算了吧，哪里都一樣”；還有部分農民工，根本說不清楚，對相關法律法規知識表現出無知和茫然；明確表示會去相關部門投訴或者走法律途徑解決的人一個都沒有。

　　李梓瑤和彭娜顯然對工會毫無概念。基本上遇到經濟問題先找附近的老鄉、同學，再找家里，最后才是同事；至于情感與生活問題的溝通，更多還是老鄉與同學，或者幾個要好的朋友，但通常是不知道找誰，更多的是憋在心里面。彭娜告訴記者，大部分工友與家庭的分離，加上打工的圈子流動性相當大，很難有親密的朋友，孤獨、勞累，這種生活狀態很容易對心理健康造成損害。

　　“目前來說，組建工會，讓工會發揮作用是最好的方式。”曾經當過搬運工、流水線工人，現為深圳龍崗社區專職工會干部的楊詩勇說。“工會要成立真正的職工之家。多深入職工，真正了解他們的需求、困惑。同時，應該促進企業人性化管理，幫助企業制定規范的制度，建立人文關懷體系，讓職工知道有困難有問題該找誰，讓員工感受溫暖和關愛。”

　　為了幫助企業成立工會，楊詩勇每天步行著從一個工業區到另一個工業區，從一家工廠到另一家工廠，不管風吹日曬，有時一天只顧得上吃一頓飯。他相信打工者需要工會。今年初一家企業單給主管加工資，員工情緒激憤。楊詩勇找到企業主做溝通工作，擺事實講道理，最后企業給全體員工加薪，平息了這場群體事件。利用工會這個平臺，楊詩勇也多次組織員工技能培訓、心理健康培訓。

　　楊詩勇依然每天走進一家又一家企業，鍥而不舍地為組建工會而努力，“離鄉背井的打工者需要引導和關心，中國新興的產業工人需要工會。”(記者 鄧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