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轉型、矛盾凸顯時期，法官群體正面臨著越來越高的職業風險。

　　“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后捍衛者，法官如果自身安全都難以保障，又何談維護司法的權威，又何談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今天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難掩激動地說。

　　“法官正在成為一種高風險職業。”國家法官學院副院長郝銀鐘憂慮地說，“這有可能造成大量優秀法律人才的流失，以致于威脅到司法隊伍的建設。”

　　基層法院法官易受侵害

　　在對全國范圍內侵犯法官人身權利的典型案例進行研究后，陳衛東認為，“基層法院的法官更易成為侵害對象。”

　　陳衛東說，一方面，基層法院審理大部分刑事、民事案件，直接面對大量的社會矛盾；另一方面，基層法院往往由于財政緊張，安全防范設施不夠健全，在突發性事件面前，反應力度不夠。

　　“法官受侵害的地點是不確定的，既可能在法院審判區或辦公區，也可能在外出辦案現場，還有可能在法官上下班的路上，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陳衛東說。

　　在一般人看來，也許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更為危險。但陳衛東認為，刑事案件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歷來受到嚴格限制，其人身危險性沒有想象得那么大。

　　“法官人身受侵害事件大量集中于民事糾紛，特別是離婚、贍養案件中的當事人，往往情緒處于極度不穩定狀態，法官更容易成為發泄對象。”陳衛東說，法官在處理此類案件時，會與當事人反復接觸，因此受到非法傷害的可能性增大。

　　多種原因加劇法官職業風險

　　近年來法官職業風險為什么呈現出加劇的趨勢呢？

　　“大量矛盾糾紛未經必要的過濾就直接涌入法院。由于案多人少，法院只能窮于應付，案件審理質量很難提高，客觀上容易出現一些失誤。而公眾對法院的期望值很高，這就很容易使矛盾激化。”郝銀鐘認為，這是法官職業風險加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他表示，當事人想當然地把希望寄托于法官“包青天”式的明察秋毫上，認為法院無所不能。一旦審判結果與當事人預期的不一致，往往會遷怒于法院和法官。于是，法官輕則被投訴、辱罵，重則人身受到攻擊甚至生命受到威脅。

　　“司法工作的特性，決定了法官職業本身具有潛在的風險。”郝銀鐘告訴記者，案件到了法院，總會有人贏、有人輸。當事人對法律和審判的認識有限，敗訴的一方就有可能不理性地遷怒于法官。“這種現象很難避免，但必須進行必要地干預和疏導，絕不能放任自流而危害法官職業群體。”

　　郝銀鐘認為，法官法只有一個條文，宣誓性地表明了對法官人身安全等的法律保護，立法保護上的薄弱，說明對法官的職業保障機制存在不足。

　　“當然法官自身的問題也不容回避。”郝銀鐘說，極個別法官禁不住誘惑鋌而走險，甚至辦理“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而導致司法不公，這些消極現象會讓矛盾激化升級。

　　陳衛東則認為，“分析以往一些法官被傷害的事件，法院的裁決一般都是公正的。”他更愿意把這個問題看作一個社會問題，認為需要整個社會的反省。

　　完善法官職業保障體系

　　“如同其他職業風險一樣，法官職業風險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預防和排除的。”郝銀鐘提出，首先要給法院準確定位，不能無限放大法院的能量；其次要從立法上加強對法官人身安全的保護，建議增設“藐視法庭罪”；還要進一步加強法院隊伍建設，提高法官的職業道德素質，對司法腐敗必須“零容忍”。

　　他還特別強調，要建立有效的法官職業保障體系。“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確保法官能夠依法行使審判權，減少對法官審理案件的不必要干預；同時給予法院充足的資源保障，加強法官在履行職務過程中的安全保障機制。”

　　陳衛東認為，司法是否公正不僅僅體現在處理結果上，還要體現在辦理案件的程序中，法官必須重視程序，讓當事人在程序中體會到法官的公正；法官的工作態度也有待進一步改進，要徹底摒除“臉難看”、“門難進”的現象。

　　“法院必須設立嚴格的安檢措施，將惡性事件排除于萌芽之中。”陳衛東提醒道，“嚴格的安檢措施是極其必要的，司法便民應當講究方式和限度。”

　　山東環周律師事務所律師孫家磊認為，通過提高執行技巧、科學辦案，可以規避執行中的諸多風險。

　　孫家磊舉例說，法官應當以“軟執行”為主，“硬執行”為輔。所謂“軟執行”就是不與被執行人有正面接觸，從而達到執行的效果，如凍結其銀行賬戶、查封股權、商標權、到期賬款等。所謂的“硬執行”就是直接與被執行人接觸甚至是沖突的方式來達到執行效果。如執行其房產，強制其搬出房屋，執行其家庭用品等方式。

　　郝銀鐘建議法官在裁決之后，確實要發揮能動司法的重要作用，大力暢通“裁決后對話”渠道，加強判決的說理性、判后釋明以及案件的回訪等工作，真正實現案結事了。本報記者 張亮 本報見習記者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