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分配格局失衡,收入差距已經超過基尼系數的警戒“紅線”,慈善可以起到收入調節器的作用。

　　○有專家分析,目前我國民眾參與公益大多仍屬于政治運動型、行政命令型、突發災難型的激發愛心方式。

　　○“今年單位發動一次捐款時,校長捐1000元,副校長捐800元,普通老師沒有誰敢捐得比校長多。”廣州一所學校的工作人員這樣說。

　　○希望通過立法,鼓勵慈善組織的市場化競爭,讓實力較弱的中小慈善組織在與有官方背景的大慈善組織競爭中有飯吃。

　　○慈善立法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強制慈善機構公開信息。同時,還要賦予捐贈人監督權,如果出現違規使用善款的情況,捐贈人可以對慈善組織問責,向媒體報料,或者直接向法院起訴。

　　壟斷化行政型慈善轉變為市場化服務型慈善,鼓勵慈善組織市場化競爭

　　5月17日至6月7日,《人民日報》連發四文討論“社會財富怎么分”。如何做大居民收入蛋糕,縮小貧富差距,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專家認為,作為國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慈善是市場分配、政府分配的有益補充,能夠緩解和調節貧富差距,減少社會矛盾,增強社會的凝聚力。當前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分配格局失衡,收入差距已經超過基尼系數的警戒“紅線”,慈善甚至可以起到調節器的作用。

　　廣東省民政廳廳長劉洪向南方日報記者透露,我省正在進行公益慈善事業地方性法規起草前的調研準備工作,希望通過立法突破束縛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桎梏。關于具體立法的詳細內容,目前還不方便透露。

　　對此,中國扶貧基金會副秘書長李利感到歡欣鼓舞。他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壟斷化行政型慈善”轉變為“市場化服務型慈善”是慈善事業發展的方向,這也是鼓勵全民慈善的有效手段。

　　“希望通過立法,鼓勵慈善組織的市場化競爭,讓實力較弱的中小慈善組織在與有官方背景的大慈善組織競爭中‘有飯吃’,通過推出符合實際的慈善產品、強制公開信息、賦予捐贈人監督權等,保護捐贈者的積極性,成為慈善消費的‘回頭客’。”李利說。

　　按照中國扶貧基金會的理念,全民慈善是一座“愛心富礦”,在生活富足達到一定程度后,人人都可以做慈善,就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自然。

　　通過慈善產品的設計做好服務,滿足受益人和捐贈人的需求,鼓勵長期進行慈善消費

　　公益慈善事業的客戶包括兩種核心人群,一是受益人,二是捐贈人。在過去20多年,中國公益慈善組織主要瞄準受益人的需求,對捐贈人的需求、動機、內心感受沒有足夠的關照。捐贈人常常被忽略,知情權、監督權被剝奪。只需要你捐錢,至于善款的使用情況,大部分時候捐贈人無從知曉。

　　“我們應該糾正一個誤區,做慈善不僅僅是道德高尚者奉獻愛心,同時它也是一種消費行為。”李利說,“當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時,消費開始轉向享受型,個體會渴望通過幫助他人來完善自己,獲得快樂和成就感,或者把做慈善當作教育子女的方式。”

　　因此,通過慈善產品的設計做好服務,滿足受益人和捐贈人的需求,從以受益人為中心轉向以捐贈人為中心,讓捐贈人看到捐出善款后的實際效果———善款到達受助者手中,并幫助他改變命運,捐贈人才會滿意,才能長期進行慈善消費,俗話說就是有了“回頭客”,激勵越來越多的人進行慈善消費。

　　相反,現實情況下,很多“潛規則”在破壞捐贈人通過做慈善來得到精神上的快感。比方說,“奉旨化緣”、“按級別捐款”、捐贈不能及時得到票據、善款流向不透明等。有專家分析,目前我國民眾參與公益大多仍屬于政治運動型、行政命令型、突發災難型的激發愛心方式。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恒大地產董事局主席許家印表示,目前中國企業有數千萬家,有過捐贈記錄的僅幾十萬家,也就是說絕大部分企業沒有慈善行為。部分熱心慈善事業的企業先行者遭到“奉旨化緣”,受到行政勸募等方面的壓力,直接影響了再次捐助的熱情。

　　“今年單位發動一次捐款時,校長捐1000元,副校長捐800元,普通老師沒有誰敢捐得比校長多,基本都捐兩三百元。”廣州一所學校的工作人員這樣說。

　　立法強制慈善機構公開信息,捐贈人可以對慈善組織問責,甚至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訴

　　“目前慈善捐贈的用途缺乏監督管理,捐贈企業在享受稅收優惠等激勵方面手續復雜,這都挫傷了企業做慈善的積極性。”李利話鋒一轉,“慈善立法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強制慈善機構公開信息,包括善款流向、受助人命運的改變,保障捐贈人的知情權。同時,還要賦予捐贈人監督權,如果出現違規使用善款的情況,捐贈人可以對慈善組織問責,向媒體報料,或者直接向法院起訴。”

　　中國扶貧基金會做了多年的“愛心包裹”項目,捐贈人從郵局捐出含有學習用品的書包郵寄給貧困學生時,里面還會夾著一張“回音卡”。當孩子收到“愛心包裹”后,會將其寄回給捐贈人,并與捐贈人建立長期的聯系。這讓捐贈人知道自己付出的善款真正到了受助者手中,并且有助于雙方的長期結對幫扶。

　　今年5月19日,慈善家、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在云南宣布,通過中國扶貧基金會向西南五省旱區的10萬貧困戶每戶發放2000元捐助,總額高達2億元人民幣,這也是迄今為止中國數額最大的一次性個人捐款。

　　但這次捐款與眾不同的是,曹德旺與中國扶貧基金會簽訂了一份特殊的合同———《向西南五省受災家庭發放善款合同書》。李利介紹,這份協議不完全是一個捐贈協議,而是一份委托執行協議,有著苛刻的監督機制。

　　在合同里,曹德旺設計了一個制度,他與基金會約定,自己有權對資金發放情況進行抽查,缺損在委托資金總額1%以內的,基金會可以免責。缺損超過委托資金1%的部分,按照抽查獲得的缺損金額比例的30倍予以賠償。最大的賠償金額將是基金3%的管理費即600萬元。

　　同時,曹德旺還提出,應保證所有的項目機構人員、外勤人員廉潔自律,杜絕以任何方式挪用占用和不當使用委托資金,如出現任何貪污腐敗、商業賄賂等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基金會應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此外,曹德旺本人還組織了獨立的監督委員會對項目執行的全過程進行監督,并邀請媒體對資金是否發放到位進行監管,保證捐贈能發揮最大的作用。

　　“捐贈人給基金會捐錢,最后還讓受贈方或者受委托人進行賠償,在我工作經歷中這是第一次。”李利說,“這也說明了一些企業家已經對慈善行業的弊端感到不滿,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

　　國家工作人員不得兼任慈善組織的領導職務,保證NGO的自主性

　　華民慈善基金理事長盧德之認為,降低慈善準入門檻,培養大量草根NGO,也是推動“全民慈善”的有效手段。

　　市場競爭出現后,各慈善組織無疑將要考慮如何提高服務,否則無法吸引客戶,慈善組織本身也難以為繼。同時,人人可以通過NGO捐善款,不用像現在一樣,單位員工一到集體獻愛心時,上下級之間就產生了一套無形的捐贈標準。通過這些在居民身邊的草根組織,捐贈人可以捐1元,也可以捐1億元。

　　盧德之認為,中國的慈善事業一直處于畸形的產業生態之中。2004年6月我國《基金會管理條例》正式實施。它首次按是否面向公眾籌款,將基金會分成了公募和非公募兩種。中國現有的公募基金會大多數相當于“公共籌款機構”。非公募基金會不能向社會公眾募捐,有自己固定的捐贈方。

　　“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曾說,國際上通行的是政府購買NGO的服務,但中國卻正好相反,變成了NGO“購買”政府的服務。“中國公募基金會向社會募捐后,都是和政府合作做項目,在項目落實的時候,干活的都是公務員。”

　　盧德之表示,從全球的發展趨勢可見,非公募基金會是基金會發展的重要趨勢,而且對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擔負著重要的使命。非公募基金會擁有與官辦基金會不同的視野,在戰略上不受傳統體制的羈絆,更有利于慈善事業的發展,也更有利于財富的第三次分配。

　　可喜的是,去年底,廣東省民政廳在全國率先出臺了《關于進一步促進公益服務類社會組織發展的若干規定》,降低公益服務類社會組織準入門檻,簡化登記手續。

　　廣東省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方向文介紹,這一規定降低了基金會等公益服務類社會組織的門檻,有利于促進公益NGO的繁榮。公益服務類社會組織無需找主管單位或者部門掛靠,可直接向登記管理機關申請成立登記。原來公益NGO必須要找一個業務主管單位,現在只需有業務指導單位即可。同時,取消籌備成立階段和業務主管單位前置審查程序,并將公益服務類社會團體的會員數量由原來的50個降至20個。

　　按照廣東省的新規定,現職國家工作人員原則上不得兼任公益服務類社會組織的領導職務。因特殊情況確需在公益性社會團體兼任領導職務的,必須按干部管理權限進行審批,且每個公益性社會團體中兼任領導職務的國家工作人員不得超過1名。這也進一步推進民間化,保證公益服務類社會組織的自主性。

　　“我們也加強對公益NGO的財務監管,要求公益服務類社會組織每年向登記管理機關報送年檢材料時,必須提供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財務審計報告。”方向文說。

　　據初步統計,這一新政出臺半年以來,全省新登記成立近30家基金會,速度有加快的勢頭。 南方日報記者李強統籌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