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在山東省濰坊召開的全國檢察機關糾正超期羈押經驗交流會要求，全國各級檢察機關要切實加強對超期羈押案件的督辦力度，檢察環節存在的超期羈押案件，要在2002年6月底前全部糾正。

　　這一年，河南省人民檢察院、高級人民法院、公安廳等部門，為了解決超期羈押這個“老大難”問題，聯合下發了《河南省刑事訴訟超期羈押責任追究辦法》，要求嚴格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辦案期限。文件細化了案件在各個訴訟環節中的時限和責任劃分，包括檢察院要及時向辦案單位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

　　據官方數據，到2002年底，河南省共計清理超期羈押5000余人，遺留超期羈押案件20余人，基本實現了無超期羈押現象。

　　在此期間，趙作海案再度過堂。

　　2002年，八九月間，商丘市委政法委第二次就趙作海案召開協調會。

　　最終的結果是：趙作海案具備了起訴條件。

　　當年，決定趙作海命運的這次協調會，公檢法三家各方的具體意見如何？由于與會者三緘其口，會議紀要無從尋覓，至今仍是一個謎。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曾多次致電中共商丘原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師燦。王師燦表示，他已于協調會后第二年退休，對那次會議的情況已記不清楚。王師燦承認，他不是學法律的，而是學煤礦和礦山機電的。

　　據《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調查，當時商丘市政府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長張士勛，已在2008年因受賄罪被判刑。

　　時任商丘市公安局局長的崔保連，現已調任三門峽市，出任副市長、公安局局長。時任商丘市檢察院檢察長的吳廷學，現已調任河南省檢察院。

　　“政法委是黨委的職能部門，代表黨委，其角色非常關鍵和微妙。”一位退休的政法委干部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政法委與公檢法部門的關系，簡單概括就八個字：“領導、指導、協調、監督。”在他看來，政法委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位子沒有擺對，就容易適得其反。

　　據介紹，黨委政法委開協調會，一般會召集公檢法等案件承辦單位參加。會議主要有兩種形式，對于非常重大敏感的疑難案件，全體委員參加，都是各部門一把手，也稱作“大三長”會議；另一種是“小三長”會議，對于一些案件不夠重大，但又需要政法委協調的，由各部門分管副職參加，比如，公安局分管刑偵的副局長，檢察院分管公訴的副檢察長，法院分管刑庭的副院長。

　　學界這些年對政法委制度的批評聲此起彼伏。主要有兩種聲音。比較溫和的主張改良政法委員會制度。中國法學會郭道暉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就認為，政法委員會制度在實踐中會導致地方黨委的非法干預問題。

　　“政法委實際上是公、檢、法、司的聯合體。往往變成司法機關‘聯合辦公’，多屬互相‘配合’，而很少或取消了‘互相制約’。或者政法委員會的委員制變成政法委書記首長負責制，他個人說了算。重要案件都須給他審批，成了判案的習慣程序。”

　　另一種主張取消政法委員會協調辦案制度。中國公安大學崔敏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就主張廢止政法委員會協調辦案的制度，取消政法委員會。“過去多年形成的由各級黨委政法委牽頭，公檢法各部門‘聯合辦公’、協調定案的制度，缺乏法律依據，由于法院和檢察院都必須貫徹政法委的‘協調’意見，實際上他們不可能獨立行使職權”。

　　庭審定罪

　　趙作海依舊羈押在柘城縣看守所。

　　沒有增加新的證據。重大疑點也沒有得到解決。政法委協調會后的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檢察院受理趙作海案。

　　此時，主訴檢察官汪繼華已離開檢察院，案件由助理檢察員鄭磊承辦。

　　至今，鄭磊仍記得當時擺在他面前的卷宗上，有上級部門負責人對此案“快審快判”的批示，“當時要求我們必須在20天內起訴到法院”。

　　“商丘市委政法委把結論都定好了，檢察院、法院只不過是個形式，我們只有服從”。鄭磊1992年畢業于武漢中南政法大學法律系。1998年，經過公務員考試，進入商丘市檢察院。

　　這已不是鄭磊經手的第一個上級“定調”的案子了。在短暫的檢察系統工作經歷中，鄭磊此前曾接手多次“定調”的案子。

　　“比如一個貪污受賄案，證據不充分，如果一審在中院，被告人申訴到省高院，還有可能改判，協調會后，就安排一審到基層法院，申訴到中院維持原判結案了。”

　　雖然有上級的“定調”，審查完卷宗后，鄭磊還是給主管領導匯報了自己的意見，“能夠起訴的證據，和不能起訴的證據，都有匯報。”

　　能夠起訴的證據共五點：一、趙作海的口供；二、殺人的動機，二趙不但有私人恩怨，還存在債務糾紛；三、被害人趙振晌在一年內沒有出現；四、井里裹尸用的麻袋，經趙作海的媳婦和兒子辨認，是趙作海家的，趙作海對此不能做出合理解釋；五、趙作海申訴說警方刑訊逼供，當時認為是狡辯。

　　但案件疑點也暴露得同樣清晰：尸源問題；壓在尸體上的三個五六百斤的石磙，趙作海不可能一人弄到井里；難以排除逼供、誘供的行為；肢解尸體的刀具沒有找到。

　　領導當時是這樣答復鄭磊的：案件符合兩個“基本”的原則(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充分”)，夠起訴條件。為了解決超期羈押問題，按市委政法委的要求，盡快起訴。

　　2002年11月11日，鄭磊在規定時限內，作為公訴人，指控趙作海犯故意殺人罪，向商丘市中院提起了公訴。

　　庭審現場安排在柘城縣。

　　庭審沒有公開，但當地人長久以來認為趙作海是兇手的想法，依舊牢固。這些年被認為和二趙不清不楚的那個女人，撫養了趙作海前妻遺棄的兩個孩子。他們一家，在趙樓村一直抬不起頭。村民們在他們家門口潑屎潑尿，沒事還數落幾句。

　　庭審現場波瀾不驚。雖然致罪證據依舊不足，但面對這個疑罪從有的系統，趙作海始終拿不出自己不是兇手的更有力證據。

　　趙作海的辯護人是當時尚未拿到律師執業證的實習律師胡泓強。“趙作海的辯護律師是法院指定的，當時還沒有法律援助中心。在庭審現場，法官說，這是某某律所的律師。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如果不看新聞，也不知道他原來是個實習律師。”鄭磊說。

　　庭審持續了僅僅半個小時。鄭磊匆匆念完起訴詞。趙作海依舊在法庭上喊冤，訴說著自己的冤屈和刑訊逼供的事實。實習律師胡泓強為趙作海做了無罪辯護，但辯護也沒有得到法官的采信。

　　2002年12月5日，商丘市中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趙作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趙作海原本有申訴的機會，但他最終放棄了。錯案曝光后，趙作海說，之前在社會上生活得并不好，入獄后感覺“生活穩定”，就不想再折騰，安心服刑，以求早日出去。

　　2003年2月13日，河南省高院復核認為，商丘市中院一審判決，事實成立，證據充分。

　　11年后， 2010年4月30日，“亡”者歸來。老無所依、向往低保的趙振晌，突然回到了村莊。

　　他并沒有死，他只不過是躲了起來。他回村后的解釋是，當晚和趙作海沖突后，擔心報復，連夜騎自行車離家出走，隨身帶了400塊錢，還有被子和身份證，以撿廢品為生。

　　來自警方和法院的錯案追究機制已然啟動，涉事民警和法官初步處理結果已出。

　　5月9日，趙作海被無罪釋放。5月13日，趙作海領到國家賠償和生活困難補助65萬元。當地政府為趙作海援建的房子即將封頂。

　　與他被致罪的過程相比，這個認錯的過程顯得簡單、迅速。

　　目前，商丘中院參與一審的三名法官和河南高院復核的一名法官均已被停職，等待調查。

　　事后，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受訪時，談到錯案發生的原因，趙立勇說：“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這起案件有很多疑點，卻出現了這樣的判決，三家辦案機關都是有責任的，是沒有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也沒有堅持疑罪從無的原則。”

　　而在趙作海案余熱未消之際，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聯合發布《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要求各級政法機關嚴格執行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依法懲治犯罪、保障人權，確保辦理的每一起案件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兩個規定首次明確了包括“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等6種不能用于死刑定案的證據。這被視作中國刑事證據制度的巨大創新和突破。

　　眼下，河南全省法院正在開展為期一個月的趙作海案教訓大討論活動。

　　在網絡上，關于趙作海案的討論還在持續，有調查問，你認為相關責任人會受到應得的追究嗎？

　　81%的回復說，不會。 ★

　　(實習生周瀟梟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