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惡性環境污染事故頻發，但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卻屈指可數。

　　近日由國家檢察官學院與中國政法大學聯合召開的中美環境犯罪懲治研討會引起了有關官員和專家的熱議。

　　環境保護部法規司副司長別濤認為，現行的刑法對于環境污染打擊的力度不夠；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王平的觀點是，中國現在對于環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的設置以及刑罰的設置不是重了，而是輕了。

　　至于環境刑事犯罪案件為什么這么少？“很多案件在追究違法企業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同時，也伴隨著對環保部門瀆職犯罪的追究。”環境保護部環監局李錚表示，在執法方面有移送移交不到位的問題。

　　記者注意到，呼吁修改刑法、嚴懲環境犯罪的呼聲從監管者到學者都是一致的。

　　近年被追究刑責的屈指可數

　　“我曾經專門作過統計，1998年到2002年這5年，中國重特大環境污染事故發生了387起，有25起被追究了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犯罪。2003年到2007年我國發生重特大環境污染事故90多起，被追究違法犯罪的僅12起。”這是北京大學環境法學教授汪勁的統計數據。

　　而李錚的數據更不樂觀。據她介紹，2004年環保部直接處理的重特大突發環境事件有14起，但是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只有四川沱江水污染事件1起；2006年，能查到的被追究了刑事責任的案件有3起；2008年，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有5起，其中最轟動的案件是云南陽宗海污染事件；2009年有兩起案件被追究刑事責任。

　　李錚認為，盡管近年來刑事制裁手段的運用有所增加，但是整體來看仍然不足。“在環保部參與處理的這些污染案件當中可以看到，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數量數都數得過來。”李錚認為，其中就有忽視了運用刑罰手段的問題。

　　她認為，目前，在中國以罰代刑的現象還是存在的。據李錚介紹，在我國，近年來行政處罰案件每年都在10萬起左右，但是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卻并不多。“目前，大量的環境違法行為還基本上是依靠行政手段來解決。”李錚認為，事實上，行政手段解決的效果遠不如追究刑事責任。

　　環保部門擔心拔出蘿卜帶出泥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有關環境污染犯罪司法解釋以及刑法的有關規定，環境污染造成直接經濟損失30萬元以上；或者造成1人以上死亡3人以上重傷，10人以上輕傷的，只要具備其中一個條件都可以認定為重大環境污染犯罪，都可以處以最高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按照這一規定，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應該遠不止汪勁與李錚公開的那個數。但在現實中，卻出現大量環境犯罪游離于法律之外的情況。對于個中原因，李錚進行了分析。

　　“我們看到很多案件在追究違法企業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同時，也伴隨著對環保部門瀆職犯罪的追究。”李錚說，比如云南陽宗海案件、江蘇鹽城水污染案件以及四川沱江水污染案件。這些這些案件無一例外，在追究企業責任人刑事責任的同時，也追究了環保部門的瀆職責任。

　　李錚認為，這也是導致環保部門向司法部門移送移交案件不到位的一個原因。

　　據李錚介紹，就環境犯罪案件移交移送問題，原國家環保總局和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公安部曾發布過一個文件。“盡管制度上不存在障礙，但是，移交移送的數字也不會太理想。”李錚說，其中原因有兩個，一是可能有地方保護成份存在，“出現了污染事件之后，如果要訴諸刑法可能地方政府不答應，因為一般違法者都是利稅大戶。”李錚表示，第二個原因，就是環保部門自身也有一個擔憂，“如果把它移送移交到檢察機關或者公安機關，是不是伴隨著對他自身的環境瀆職犯罪的追究？會不會自身難保？”李錚說，現在環保執法中，確實有“自己可能也不是那么硬氣”的問題。自身不硬氣，可能也就不敢移交移送。

　　為什么地方的環保部門不愿意移送這些案件？或者不愿意追究刑事責任？北京大學環境法教授汪勁說，“家丑不外揚”、“報喜不報憂”的傳統觀念也是一個原因。

　　“這和我國地方黨政的政績觀、價值取向是聯系在一起的。”汪勁說，“因為我們有一個報喜不報憂的傳統，沒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家丑外揚。同時我們也有一個要把壞事變成好事的宣傳模式。”汪勁表示，當發生了很多重特大污染事件以后，“我們不會對這個事件作更多的報道，而會對事件進展過程當中出現的先進群體和先進人物進行表彰。”他以2005年松花江特大污染事故為例說，松花江特大水污染事故發生以后，“我們沒有看到地方上如何追究責任，我們看到的是各個地方都在開表彰會，宣傳在污染事故當中他們怎么樣克服困難，怎么樣舍小家顧大家。”

　　修改刑法呼聲日益高漲

　　“對于犯罪問題的刑事政策，中國學術界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常常持批評的態度。”王平說，這一派的觀點認為中國的法律太重。“比如這一派就認為，中國的死刑太多了，要削減死刑的數量，要嚴格控制死刑，要進一步保障人權。”王平說，對于環境犯罪，法律界卻表現出了相反的態度。法律界認為，中國現在對于環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以及刑罰的設置不是重了，而是輕了。

　　他說，特別是刑法界的專家、教授們，絕大多數人認為我國刑法對于環境犯罪的規定太輕，比如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王平說，很多研究環境犯罪的教授都認可這樣的觀點，即要修改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這個罪名的構成要件，對于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應當作為過失危險犯罪來設立。“它最終目的，就是想提高這個罪的法定性。”王平說，目前，我國刑法有關環境犯罪的規定在立法上就有缺陷，他認為，應該增加環境犯罪的法定性。

　　李錚認為，從相關案件來看，刑法對環境犯罪的規定有滯后于環境形勢發展的問題。她表示，在現行的刑法罪名中，關于環境犯罪的罪名有14種，其中有11種罪名是屬于自然資源的范疇，對于環境污染方面的罪名只有3種，其中包括重大環境事故罪、進口廢物罪等。

　　她認為，當今中國的環境問題主要還是污染問題，目前這種罪名設置，對于污染防治是有欠缺的。

　　環保領域有很多的企業家為了節省成本而無視環境法律，別濤說這些企業家甚至“不知環保法為何物”。“如果他敢于冒險，如果他不惜冒著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是死刑的危險那他就排污吧。”別濤說，刑法如果嚴到這份上，他相信，敢冒這種風險的企業家不多。(郄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