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日前召開電視電話會議，全面部署《廣東省〈關于實施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實施辦法》。“實施辦法”除了規定黨政領導干部采取違法措施，引發群體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對于群體事件處置方法失當或者不作為，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等20種情形將被問責外，還明確對被問責落馬的官員公開復出作出具體規定：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對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可以根據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貫表現、特長等情況，由黨委(黨組)、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權限酌情安排適當崗位或者相應工作任務；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一年后如果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除應當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履行審批手續外，還應當征求上一級黨委組織部門的意見。

　　此“實施辦法”一出臺，立刻引起媒體關注。有評論說：“復出的時間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還是復出的程序。官員復出并非不可接受，不可接受的是胡亂復出、悄悄復出。”“官員通常是免職不免薪，公眾自然擔心：高調的官員問責，會否最終淪為‘帶薪休假一年’？(揚子晚報5月22日)”

　　應當說，媒體和公眾對問責官員的復出有一些質疑和擔心，事出有因。從出了問題無人擔責到有了官員具體承擔責任，這是一大進步。無論是引咎辭職、責令辭職還是免職，只是官員丟官的形式不同，原因無大區別：都有了“咎”，不適合繼續擔任原有職務。至于是“代人受過”還是為了一時的“平息民憤”，那是另外的問題。畢竟，大多數情況下，丟官的官員還是本人的原因，達到了自己的“不稱職級”。

　　原本“不稱職”而丟了官的官員要復出，不管是官復原職，還是連升三級，問題不在于“帶薪休假一年或兩年”，中間停職反省了多長時間，而在于給公眾包括廣大沒有過失的干部一個公正的交代。這個公正的交代，不僅僅是需要征求公眾意見，或是有一個相關公示程序的問題。

　　眾所周知，中國現在最不缺的就是要求當公務員的人。幾十個公務員職務，成千上萬人爭先恐后地報名競爭。一個熱門職務，達到99人報名。北京正在進行公開聘任一批副局級崗位，就達到了這種“白熱化”的程度。有這么多沒有重大過失、沒有用自己的行為證明自己在原崗位不適合的優秀人才，排出幾公里長的大隊等著上崗，被問責的官員要復出，總要有一個讓公眾心服口服的理由，總要通過公平競爭證明你比那些同志更加優秀嘛。電視臺里經常播一些競技類的游戲項目，很多參賽選手半路上掉到水里去了，爬上岸來就取消參賽資格。即使繼續參賽，也要從頭再來，后面排隊。問責官員相當于掉到水里的選手，即使還可以有參賽的機會，也不應當從落水地點出發。那對其他參賽選手明顯不公平。因為競技游戲可以有無數人參加，從理論上說，先到達目標的人并不排擠后賽者到達目標的名額。官員崗位則不同，獲勝名額具有惟一性，一個蘿卜一個坑，復出官員占了這個坑，沒有過失的官員就難以進入這個坑。因此，嚴格地說，官員復出的一個基本前提，應當是他要進的這個坑沒有其他人去或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只有如此，才能體現干部任職的公平原則，才能達到問責的真正目的。為了安撫一個問責官員而破壞整體公平有序的“游戲規則”，實在是弊多利少。蘇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