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半年的時間里，深圳富士康連續(xù)發(fā)生了十起“跳樓”事件，一次次的自殺，在拷問著生命的重量。他們，在本應該是青春陽光、激情四射的花季里，為什么“前仆后繼”地選擇了草草結束自己的生命？

　　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把這種自殺歸咎為現代工業(yè)社會的機械式生活所帶來的陣痛。這些群體更容易遭受社會失范的沖擊，更大程度地面臨現代性所帶來的異化、孤獨、疏離群體等問題。順此下去，我們可以探尋“十連跳”的多重誘因。

　　首先，富士康的運營模式。富士康采用的是現代企業(yè)的“金字塔式”管理方式。從董事長到部長，從部長到科長，從科長到組長，一層一層的遞進式管理，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君主式”莊園。福柯的“規(guī)訓與懲罰”，把這種編號編碼的管理追溯到軍事化管理，大大小小的“君主”通過繁雜冗長的制度進行“規(guī)訓”，進行“懲罰”。同時，富士康的“基本工資+獎金”的付酬模式，打造了“爭先恐后”加班的直通車，大家都“愿意”加班。因為，可憐的基本工資，讓這些沒有經歷父輩那樣的萬般苦難的年輕人，根本無法滿足享受都市文明的欲望和追求。

　　其次，經濟高度發(fā)展后的階層分化。深圳在經濟高度發(fā)展的同時，社會階層急劇分化。這些來自農村的80后，面對燈紅酒綠的都市誘惑，也許不停地涌噴出“融入其中”的沖動。可悲的是，經濟高度發(fā)展所帶來的利益分配，卻沒能眷顧這些曾經充滿理想與活力而拼命努力的年輕人。尤其是跨入20歲之后，這些人要面對不僅僅是活下去的問題，還有婚姻甚至養(yǎng)家的問題。而對于這些群體來說，最大的現實就是沒有錢。沒有錢，婚姻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妄想。這種妄想的結果，就是遠離夢想的都市生活，進一步就會選擇離開，甚至是離開人世。

　　最后，教育價值功能的偏頗。按照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拋棄生命比忍辱茍活要好得多。與此同時，自殺也被認為是一種抵抗。這種價值導向，自小就長在了我們的骨髓里。而進一步來說，這些80后成長的背后，是苦難磨煉的缺失。除了書本的知識，我們沒能在學校中給他們創(chuàng)造更多面對挫折的歷練，以至于一旦碰到問題，就用生命的抵抗作為對境界的追求。

　　十連跳帶來的悲劇，是令人沉痛的。他們并不是真的不愿意活著，他們彷徨在命運的岔口，消沉而低迷，最終以徹底拒絕生命和否定厄運來表達出對好的生活的渴望和認同。他們所向往的好生活，是一種什么樣的生活？無論怎樣回答，流走的生命已無法去經歷。我們要做的，就是要減少這種流走，累疊好生活的空間，增加生命的重量。在“死者為歸人”之后，莫讓“生者為過客”。

　　□張京品(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