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真相大白，并不取決于體制內的監督、查錯管道，而高度依賴于偶然事件。反思趙作海、張志斌案，當直指體制病灶。

　　“平冤洗白”因一些極富戲劇性的個案，而再度成為近段時間以來輿論關注的高頻詞匯。這些冤案苦主中，既包括河南的趙作海，也包括山西的張志斌。

　　趙作海案和張志斌案表面看有本質區別。但他們最終都進入了同一個司法體系，和同樣的法外程序。趙作海是因“被害人”的死而復生，而平復了冤屈；張志斌則是因為加害人的被雙規，而獲得了清白。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山西大同市部分官員因5年前瞞報礦難近日紛紛落馬，已被雙規的大同市公安局礦區分局局長高建勛，在擔任大同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支隊長職務期間，曾向民營企業家張志斌索賄200萬元未果，于是炮制一起冤假錯案，令張志斌被羈押941天，張的2000多萬元資產也被非法賤賣。

　　早在佘祥林案時，就曾有媒體作過假設，如果“被害人”不“死而復生”，佘祥林還會平冤洗白嗎？作為“佘祥林第二”的趙作海同樣經不起此一問。

　　和趙作海案中的當地政法委協調定案不同，張志斌倒是被兩級法院判決無罪，理由是“主要定罪證據存在疑問”。但張的無罪，在法院這里只是“疑罪從無”，錯案的蓋子仍無法揭開。

　　事實上，高建勛在制造張志斌冤案后，反而不斷得到擢升——“高支隊長”榮升為“局長”，全國“五一”勞動獎、優秀人民警察等榮譽也接踵而來。報道里說，高是被有關人士“力排眾議”提拔為大同市公安局礦區分局局長，后來還成為局黨委成員。高既被“眾議”，當然有褒有貶，這說明，高的問題乃至違法行為并不是不可發覺。但“有關人士”以其“力”(權力)排除了這些非議，并對高予以提拔。這“有關人士”是誰，至今不為人知。大抵，也要等到他被下一次“礦難瞞報”或其他腐敗行徑東窗事發，這個謎底才會揭曉。

　　顯然，這樣的真相大白，并不取決于體制內的監督、查錯管道，而高度依賴于偶然事件，或依賴于“拔出蘿卜帶出泥”。今天若要借助趙作海案、張志斌案等冤獄進行反思，當直指體制病灶，而不能僅限于個案洗白。

　　不僅是冤案的發現機制上，在冤案的善后機制上，同樣存在制度改進的空間。比如在冤案涉及的國家賠償問題上，趙作海案的賠償義務方就是“快刀斬亂麻”，65萬元的賠償款及生活補助款很快送到了趙的手中。當趙作海反悔并要另行提出賠償之訟時，當地政府又同意增加賠償金額12萬多元，或為趙家再建一幢房子。這種“擠牙膏”式的賠償，充滿了不確定性。一是賠償義務機關迷失。趙作海案中，錯抓錯捕錯訴錯判的公安司法機關自是賠償主體，而河南省高級法院和當地政府也都卷入了賠償。二是賠償標準混亂。趙作海反悔要打官司，當地政府就拿出12萬元，有何依據依何標準算出這一數額，無從得知。還有多少討價還價的空間，也無從預判。最終的結果，也許還得看看輿情的反應程度以及當地主要領導的主觀意愿。

　　而張志斌案引發的國家賠償卻是“山高水長路迢迢”。從2008年二審法院宣布張無罪(此為終審判決)以來，直到2009年底，張志斌才終于等到大同市公安局、檢察院的刑事賠償決定書，各項累計，賠償金額共計700多萬元人民幣。對于張志斌提出的5年來公司的盈利損失等共計4764萬元的賠償請求，大同市公安局認為屬于間接損失，不予賠償。分歧仍在，爭議未解，賠償仍然懸擱。

　　一個支隊長的一次索賄，能輕易摧毀一個企業。因司法腐敗而致司法公信的流失，卻需要持續的制度化正義來挽回。合理的國家賠償，應該足以彌補被害人的損失；合理的個人追償，也應該令加害人感受到經濟上的懲治。 (王琳，海南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