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論

　　日前，河南尉氏縣精神病人劉衛中被當地警方故意辦錯案，抓走充抵“殺人犯”的枉法事實，被公之于眾。日前，因在命案偵破中“弄虛作假、謊報戰績”，尉氏縣公安局局長鄭偉和副局長宋偉民被免職，鄭偉被調離公安機關，其余5名警察也受到了處理。

　　比起農民趙作海，劉衛中已算“幸運”了，他至少沒遭受長時間殘酷的刑訊逼供，沒面臨現實的死亡威脅，也沒忍受十多年的牢獄之苦。僅僅是在充抵了一回殺人嫌犯后，劉衛中就被釋放了。

　　但從法治尊嚴、人權不可侵犯等諸多崇高的價值標準看，劉衛中和趙作海兩人的案子，在本質上有著同樣的錯誤和荒謬性，它們對整個法治的傷害并無二致。

　　雖然如此，當地政府對尉氏縣公安局有關責任人員的處理，還是有些輕描淡寫。毫無疑問，明知某人不應受到刑事追究，司法工作人員故意錯誤拘捕之，并意圖啟動刑事訴訟程序的行為，已經涉嫌徇私枉法罪，理當由檢察機關追究其刑事責任。現在，用內部行政處理的方式替代司法追究，是縱容職務犯罪。

　　精神病人劉衛中“被殺人”，源于當地警方在辦理刑事案件過程中的工作壓力，即上級規定的“命案必破”制度。從2004年開始，當地一直實行這項從誕生起就爭議頗大的制度，它以自上而下的強制性規定，給承擔偵查工作的一線警察，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命案必破”制度源于善良的想法，也確實能產生一定的工作效應。比如，它能加強基層警察的工作責任心，更有效地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給那些意圖實施殺人等嚴重暴力犯罪的不法之徒，以更大的震懾力。

　　但問題是，“命案必破”畢竟是主觀的善良愿望，在偵查技術不能完全跟上、社會情況日益復雜、犯罪手段日益多樣化的今天，“命案必破”說到底還不可能真正實現。

　　這一制度的悖論，就在于以純粹主觀的愿望，替代客觀上的不可能性。如果將“命案必破”制度機械地套用到任何辦案警察身上，不僅可能適得其反，甚至會誘發刑訊逼供以及其他荒謬做法。劉衛中案件的發生，問題就出在有關部門和人員對“命案必破”制度的機械理解和套用。

　　從這個意義上說，劉衛中案件的發生，雖然有辦案警察和辦案單位的重要責任，他們為了完成辦案任務，而刻意枉法侵犯公民權利，但同時也有上級機關管理不善、督察不力的責任。

　　劉衛中案件及其所反映出的“命案必破”的悖論，提醒各地公安機關的管理者，基于社情的復雜性，“命案必破”可以作為倡導性的指標，但不宜作為真正的剛性規定。

　　在偵破案件的過程中，所有的警察都應該明白，命案實際上是社會的必然風險，它的發生也是必然的，其中一些命案暫時不能破獲，也是必然的。公安機關可以要求偵查人員提高工作效率，但不能對命案問題實行簡單的考評機制，而是要根據每個案件的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如果屬于偵辦人員工作不力，當然要加大壓力促其破案；如果確屬無頭之案，還是應當秉著實事求是的原則，理性對待，從長計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