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正在醞釀居住證積分制,已提交至相關部門調研,如果進展順利,年內便可實施。目前36臺居住證制證機遍布5區,日均出證量已經超過1萬張,佛山市公安局治安支隊負責人表示,已經基本滿足制證需要。然而,硬件壓力得到緩和的同時,與居住證相應的軟件配套,仍令不少流動人口心存疑慮。

　　筆者很能理解流動人口的顧慮。他們可能已在佛山大地棲居多年,他們將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這里,他們也許很久都沒有“流動”了,但一張暫住證讓他們的棲居一點都不詩意———當他們的本地同事享受養老金、保險金等福利時,他們只能羨慕地張望；當他們的子女長大,往往不得不回到千里之外的老家上學；就連找份工,還常常因不是本地戶籍而被拒之門外。

　　“同一個城市,同一種待遇”,居住證承載了太多夢想,外來人口寄望通過它清除積弊。但是,居住證不是天生就有這種功效的,它與暫住證不過一字之差,如果佛山相應的軟件配套跟不上,不能為外來人口準備足夠的公共資源,導致居住證不能與充分的福利捆綁,那么,居住證就只是一張徒有其表的畫餅。

　　居住證究竟能捆綁多少福利?這考驗著決策者的氣魄與智慧。

　　暫住證向居住證的轉換,觸及的是戶籍改革這一重大命題。對于戶籍改革,當前有一部分人持泛自由論調,他們認為居住證積分制度會強化社會等級差別,政府應尊重公民通過自由遷徙改變命運的意愿,因此應該讓居住證持有者和戶籍居民享受同等福利。這樣的愿望當然很好,可是再好的愿望也要具有可操作性,否則就是蒼白無力不堪一擊。

　　2003年,鄭州市入戶政策完全放開,允許外地人員“投親靠友”,霎時間新增入戶人口15萬。城市人口急劇增長,導致對交通、教育等公共資源的需求同步急劇增長。這一期間,鄭州公交IC卡的辦理數量達80萬張,遠遠超出預期的20萬張；許多中小學出現了學生“爆棚”；社會保障、社會治安、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部門也壓力倍增。在公共資源供給相對不足的境況下,鄭州市不得不重新關上了業已放開的入戶之門。由此可見,戶籍改革必須量力而行,循序漸進。

　　與泛自由論調相對,有一部分人打著漸進式改革的幌子,盡量降低居住證的含金量,減少居住證捆綁的福利,抬高居住證持有者申請戶籍的門檻。須知,這種極端保守主義論調在既得利益者中往往更有市場,因為居住證意味著利益的轉移分配,原本計劃給他們漲工資的錢可能要拿去擴大辦學規模,既得利益者當然不愿意看到即將到手的肥肉飛到別人嘴里。

　　決策者一方面要盡量順應外來人口“同一個城市,同一種待遇”的呼聲,另一方面又要照顧既得利益者的情緒,以減少改革阻力。筆者認為,面對兩難處境,決策者應該著眼長遠,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可能多地提升居住證的含金量。

　　時下學界已經達成共識,中國現存的戶籍制度,既限制了人身自由,還阻礙了社會良性運行,無論是從公平角度還是從效率角度看,都有悖于現代社會的發展要求。從國際范圍來看,全球只有中國、朝鮮、貝寧三國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外來人口和戶籍人口享受同等福利是大勢所趨,只是早晚的問題。既然如此,政府不妨順勢而為,追逐戶籍平等的時代浪潮。

　　一旦領風氣之先,還能提升城市的競爭力。哈佛商學院教授、國際競爭戰略學家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國家和地區層面,貨幣貶值、政府補貼、自然資源等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競爭力,只有高生產率的工作才能轉換為較高的國民所得,高科技以及高水平的人力,正是提供國家和地區生產力持續成長的兩大因素。顯然,居住證含金量的高低將直接決定一個城市對人才吸引能力的高低。毛澤東詩云“風物長宜放眼量”,佛山完全可以憑高含金量的居住證打消外來人口的疑慮,讓更多的人才詩意地棲居于佛山。江城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