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連跳”誘因的復雜化決定了破除魔咒的思路也必須是多維的。反思“九連跳”還必須超越富士康單個公司的層面，盡快完善針對企業員工的公共服務。　　

　　短短數月間，竟有九名富士康員工要連續以跳樓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盡管，相對這家巨型公司數十萬員工的龐大基數，這個自殺率或許不算最高，但短時間內如此高密度的跳樓事件，仍讓富士康置身于是非漩渦的中心。

　　人們在反思，為什么會出現“九連跳”？為什么偏偏是富士康？

　　平心而論，“九連跳”魔咒，很難簡單歸結為某一單方面的原因，而極可能是多種因素疊加所形成的“共振波” 的后果——

　　比如，某種心理暗示情緒的傳染性。正因如此，某些原本小概率的反常事故，如空難、泥頭車肇事甚至最近的襲童事件等等，總會在某些時間段里如魔咒般接二連三地發生。富士康發生“九連跳”悲劇，恐怕也不能排除這種心理誘因的可能性。

　　又如，二代農民工的獨特的群體性迷失。與他們要求不高的父輩相比，新一代農民工很多是獨生子女，期望值更高而心理承受力更脆弱。當他們離開學校突然來到陌生的茫茫都市，面對枯燥、高強度而低回報的工作，夢想與現實之間更容易出現斷裂。當夢想被無情擊碎，卻找不到出路、無法自我調適時，一些年輕人便輕率地選擇了絕路。

　　再如，企業文化、人性化關懷的缺失。在一些中國代工企業里，工業化的流水線生產被做到極致，“效率”成為企業的全部，“人”只是淪為企業追逐利潤的“智能零件”，服從管理、按勞取酬，除此之外，人的情感需求、精神追求，均不在企業考慮視野。23歲的貴州籍農民工蒙景迪，曾與跳樓身亡的富士康員工馬向前同寢室。蒙景迪告訴記者，他們寢室住了10個來自不同部門的人，平時大家“住在一起就跟陌生人一樣”，自己住了7個月，還不知道同寢室其他9個人的姓名……試問，在這樣的企業里，年輕的工人怎能不感受到一種被拋于荒漠般的侵入骨髓的冷漠和孤獨；這樣一種的企業文化，又怎能不造成員工的精神危機？

　　“九連跳”誘因的復雜化和多向性，決定了破除魔咒的思路也必須是多維的、全面的——

　　從企業來說，如何打斷這股可能仍在蔓延的“傳染波”，必須加以強大的外力干擾，比如，建立最基本的員工訴求渠道、心理干預機制；同時，重建更人性化、更柔性化的企業人文內核，將冷冰冰的“機器的人”還原為“血肉的人”、“情感的人”。諷刺的是，直至“七連跳”發生后，富士康終于想起請高僧做法事祈福。這多少也算是公司在“企業文化建設”方面不得要領的一次補課吧。

　　同時，反思“九連跳”還必須超越富士康單個公司的層面，盡快完善針對企業員工的公共服務。是的，那些值得尊敬的世界知名企業幾乎都有著健康的企業文化和完善的員工福利，但從更嚴格的意義上說，企業更關注效率，政府則更關注公平和穩定。記者采訪中發現，在富士康廠區外，大部分員工能消費得起的地方，除了一兩個溜冰場，便是大大小小的網吧和小吃攤……很顯然，對于一個如此巨型的勞動者聚集區，教育、醫療、圖書館和文化娛樂等公共服務如何盡快延伸到企業廠區內和周邊地區，是政府部門不可推卸的責任，早已超出了企業興衰的單一層面，而事關一個地區的穩定和諧。

　　唯有企業和社會、政府聯手，各司其職，方能治愈富士康的精神危機，重塑體面勞動和尊嚴生活，方能破解令人扼腕的“九連跳”魔咒，防止類似悲劇在其他企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