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說“長安居，大不易”，說的無非是大城市的物價貴一些，生活成本相對高一些。現在，有些城市通過一些管理制度，也讓流動人口感到了“大不易”。

　　日前，已經結束公示的《昆明市居住證管理規定(草案)》規定，任何單位不得使用和聘用無居住證的流動人口。作為體現城市管理進步的創新，實行居住證制度原本是為了更好地對流動人口提供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但是昆明市的規定卻以管理之名，加大了對流動人口的種種限制，其中有些內容已經侵犯了公民權利。《憲法》規定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勞動法》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很顯然，昆明的地方法規與以上法律是有沖突的。這樣的規定一旦付諸實施，有身份證無居住證的流動人口恐有淪為“二等公民”之虞。

　　我們且不懷疑實施居住證制度的初衷，也不討論這項制度最終的管理成效，讓我們感到不安的是，這種“看人下菜”的居住證一方面提高了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的門檻，另一方面也有意無意地加深了城市對于流動人口的歧視。

　　根據昆明的管理規定，“外國人、無國籍人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及臺灣地區居民不適用本規定”，上述人員可能會因此感受到“法外開恩”的優待，但那些無此“特權”的流動人口能感受到的只有偏見和歧視了。外地人反而不如外國人更受城市管理部門的歡迎，探究這個近乎荒誕的現象，不能說沒有“嫌貧愛富”的觀念在作祟。在一些城市官員的眼中，“流動人口”已經成了貧窮、落后和不穩定的代名詞。之前，深圳市有官員說，如果不把無業人員清除出去，深圳沒有太平，并希望“對3個月以上無正當職業的人，不租房子給他，請他回原籍”，城市管理者對無業人口的厭煩，可以說是溢于言表。在一個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已經倒掛的城市，一個主要依靠外來人口發展起來的城市，尚且有這樣令人心寒的言論，那些無業無家的流動人口又能去哪里尋找安身之地？沒有居住證不讓就業，沒有就業就不給居住的權利……各地的城市管理部門各有各的借口，而流動人口要么屈從，要么離開，很難有別的選擇。

　　在公民權利萎縮的背后，我們看到的是行政權力的自我擴張。一個城市竟然可以自作主張認定哪些公民是受歡迎的，哪些是被拒絕甚至要被驅逐的，這樣的權力從何而來？《行政許可法》規定“地方性法規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章，不得設定應當由國家統一確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資格、資質的行政許可”，所以與昆明居住證管理規定類似的各種規定，其正當性都應該被懷疑。

　　在一個開放的社會，城市對外來人口應該是包容的、平等的，不該實行封閉的、歧視的管理制度。既然我們認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就應該歡迎和幫助那些追求美好生活的人融入到城市中來。如果以居住證為門檻，阻擋流動人口的進入，侵犯他們的公民權利，注定要成為城市發展道路上的一次逆行。沙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