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媒體向來唱衰中國，甚至不乏為中國“崩潰論”提供市場。然而去年由美國人提出“兩國集團”(G2)和“中美國”(Chimerica)的概念之后，突然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拔高中國的“發達”程度，對中國大加“熱捧”，似乎中國已成“發達國家”，甚至已躍居到“世界老二”的地位了。不管中國自己愿意與否，用一句流行語來說，中國是“被發達”、“被(世界)第二”了。這究竟是怎么回事？難道中國“發展中國家”的身份真的變了？對此，我們應如何認識和看待？

　　一、中國“被發達”的問題本質上是中國國力增強的反映，但應警惕被“忽悠”和“捧殺”

　　國際媒體之所以熱捧中國，首先是因為中國確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特別是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和西方經濟遭受沉重打擊，陷入了空前嚴重的衰退，而中國經濟卻如“定海神針”，“風景這邊獨好”。世界不得不對中國刮目相看，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國。在此背景下，西方對中國的贊譽和熱捧，實際上是中國綜合實力增強和國際地位提升的一種必然結果和反映。

　　但是美國媒體和輿論對中國的推崇和贊譽，也并非這么單純和簡單。這除體現了美國“知華派”希望發展美中關系的善意之外，也包含了美國“主流派”的戰略意圖，甚至還隱藏著“冷戰思維派”的某種戰略陷阱�？傊�，情況是相當復雜的。

　　在美國“知華派”看來，現在中美間相互依存度已很深，可以說已是“誰也離不開誰”，不僅經濟領域如此，而且在國際戰略上也是一樣。因此，美中應互利互惠，發展合作共贏關系。特別是美國在許多國際熱點問題上已陷入泥潭、處于一籌莫展的情況下，爭取中國的支持和配合對美國是極為有利的。雖然中美間的需求是“相互的”，但我以為“美國需要中國”可能更多一些。這是中國受推崇和贊譽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問題還有另一面，即對中國的推崇和贊譽，還包含了美國“主流派”的戰略意圖，甚至還隱藏著“冷戰思維派”的某種戰略陷阱。有人說得對，拍(中國的)“馬屁”的人，原本是為了“騎馬”。他們這是給中國“下套”，拉攏中國為其戰略利益服務，還美其名曰盼中國做“責任大國”。當然也不能說贊譽中國的人都不安好心，有些人還是出于真心，但對美國的“主流派”或“冷戰思維派”來說，其戰略意圖還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們中國人聽著這類順耳舒服的言詞時，還是多個心眼兒好，警惕不要被人“忽悠”了，小心別掉進人家設計的“陷阱”里。

　　能有什么“陷阱”？我認為，拔高中國的“發達”程度，將中國推上與美國“平起平坐”的“世界老二”地位，對中國可能有一系列負面影響。一是拔高了中國的發展程度，將虛構出中國發展對美國的“威脅”，這對中美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產生不利；二是刺激和挑撥中國與俄羅斯、歐盟的關系，使他們對中國產生妒意和不滿；三是離間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傳統友誼，破壞中國與他們的傳統關系；四是給中國戴上“發達國家”的桂冠，逼中國承擔更多超出自己能力的“責任和義務”，以減輕老牌發達國家自己應盡的責任；五是給中國推上“大國”甚至是“老二”的地位，可拉攏中國為美國的戰略利益服務，讓中國給予美國更多的戰略配合、協作和支持�？傊�，中國必須看到這些潛在的“陷阱”，決不要被人忽悠而接受這種“被發達”、“被第二”的“美意”。老實講，中國現在還不具備稱“發達國家”的條件。

　　二、中國國力增強與其“發展中國家”身份沒變，這是并不矛盾的兩個問題，而且都是客觀事實

　　有人說，中國在承認自己的發展成就和國家實力增強的同時，卻強調自己仍然是“發展中國家”，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還有人甚至說，中國一只腳站在“發達國家”的船上，另一只腳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船上，“享受著兩邊的待遇，應當付雙倍的工錢”。對此，應怎么看？

　　我認為，中國國力增強的問題，與中國“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問題，這二者雖有密切聯系，但卻是性質不同、劃分標準不同的兩個問題。它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可同時兼有的。中國客觀、特殊的實際情況，決定了中國一方面是世界有影響的大國，另一方面又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的成員。這種雙重身份，給中國帶來的不是特權，而是雙重的責任、義務和權利。這是不依中國的主觀愿望為轉移的，而是客觀的世界歷史發展所形成的；也不是中國可以隨心所欲地自由選擇的，而是受國內外各種條件和因素制約、并由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

　　中國的國情怎么樣？在國內是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此為出發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且要“一百年不動搖”。與此相適應，在國際上按鄧小平的意思，“中國永遠屬于第三世界，永遠不稱霸，也永遠不當頭”，這應當說是中國在國際上長期不會改變的基本處境和基本國策。

　　中國發展起來了、國家實力增強了，為什么還說是“發展中國家”？從根本上講，因為這是性質不同、標準不同的兩個問題，是不能混為一談的。

　　中國的大國地位是從“總量”上看問題，是以中國的綜合實力為依據和標準的。因為從國家“總面積”、“總人口”、經濟“總量”等各個領域的“總體情況”看，中國都稱得上是大國�，F在的中國不只是“地大人多”意義上的“大國”，而是就“綜合實力”而言的真正意義上的“大國”了。譬如：中國增長率世界第一，中國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中國出口世界第一，中國是美國最大債權國，中國是世界第一汽車生產國，等等。世界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主要是根據中國各個方面的“總量”，這是國際上通用的判斷是否“大國”的標準。從這些數據看，再加上從某些局部的領域看，譬如航天技術、生物工程等各方面的成就，中國確實稱得上是真正的“大國”了。

　　中國發達不發達、發達程度如何，其評判標準是以“人均量”為標準的。在這里，必須運用溫家寶總理那個著名的“簡單而又復雜的乘除法”：中國有13億人口，“一個很小的問題，乘以13億，都會變成一個大問題；一個很大的總量，除以13億，都會變成一個小數目”。國際上通用的劃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標準，是以“人均量”為標準的。所以談論中國發達不發達的問題時，不應該只看“總量”而必須看“人均量”�，F在中國按人均計算，GDP只有約3600美元，大體上只相當于世界人均GDP8000美元的44%，排位居世界一百位之后。因此，不能說中國已脫離“發展中國家”行列而進入“發達國家”之列了。總之，要既看“總量”，又看“人均量”，將兩者結合起來。由此，對中國的印象和正確認識應當是：一是中國的國力確實增強了、國際地位提高了；二是中國“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仍然沒有變。這是互不矛盾的兩個問題，都是客觀事實。

　　三、現在中國“發展中國家”的身份沒變，將來也很難改變

　　中國是發展了，但“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仍沒有改變，這是因為：

　　第一，世界公認劃分“發達”與“不發達”的標準，主要是看每個國家人均GDP的發展水平，同時也考慮其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程度。按照這一公認的劃分標準，中國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的成員。世界銀行把一國每年人均收入在6000美元以上的國家(有說8000美元，也有說應提高到1萬美元)稱為高收入國家，即發達國家。除GDP指標之外，發達國家還必須具備其他一些基本標準，如城市人口比例，中產階層比例、穩定的生活質量、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等各個方面的指標，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中國都還相差很遠。所以中國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成員。

　　第二，從政治學意義和歷史發展背景上看，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都遭受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剝削和壓迫，有相同的歷史遭遇，是同呼吸共命運的。中國早就宣布永遠屬于第三世界，永不稱霸，現在中國的外交政策仍以發展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為基礎。這就是說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成員，是同中國與世界歷史的發展相聯系的。此外，迄今中國是世界大國中唯一仍面臨著被外來勢力分裂和肢解威脅的國家，仍然保留著“發展中國家”特有的受人欺負的傷痕和烙印。

　　第三，從發展趨勢看，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身份不僅現在沒改變，而且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也難以改變。中國從GDP總量上達到世界第二或第一是可能的，但即使實現了這一步，離現在“發達國家”按“人均量”計算的發展水平仍相差很遠。問題還在于中國是按科學發展觀的理念去求發展的，必須考慮以人為本，必須考慮可持續發展，必須考慮環境的許可和地球資源的承受力，否則對地球、對人類，當然首先是對中國，都是一場災難�？傊�，13億人口的中國是不會按GDP“人均量”去追趕歐美發達國家的。因此，中國將長期處于“發展中國家”的行列。

　　四、中國沒脫離“發展中國家”的行列，但可同時采用反映其新特點的一些新概念

　　我們在上個世紀曾廣泛使用“第三世界”的概念。現在我們廣泛采用“發展中國家”這個概念來代替“第三世界”這個概念，提法上的這一變化，既繼承了“第三世界”這個概念原有的精髓，同時又擺脫和拋棄了它原來已陳舊過時了的東西。這一替換應當說是很成功的�，F在“發展中國家”這個概念還在廣泛使用，國際媒體和輿論不是指這個概念本身不合適，而主要是針對中國的新情況提出了質疑。我認為可根據新的形勢，在總體上不否定中國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成員的前提下，也可以贊成使用“新興國家”這個概念。我們有個口號叫“振興中華”，強調要“復興”，稱中國為“新興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意思是一樣的。當然有時也可用“最大發展中國家”這個概念，“發展中國家”幾個字表示其“所屬國家類型”，“最大”二字反映中國實力之增強。根據國際上已廣泛使用“金磚四國”來指中、俄、印、巴(西)四國，將中國稱為“金磚國家(之一)”，我認為也是可以的。

　　鄧小平晚年在反思中國發展道路時曾說過：“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F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1975-1977(下)》，第1364頁)鄧小平這番話主要講的是發展起來后中國國內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但我以為，鄧小平此番話也同樣適用于中國在國際上遇到的問題。目前中國在國際上所處的形勢和遇到的問題，不是過去那樣主要因為中國“不發展”所產生的問題，而是剛好相反，主要是因為中國“發展起來”之后所產生的新問題，而這類新問題也“不比不發展時少”。對于這類問題，我們要從新的角度來重新審視研究，以求在重新研究我國的對外戰略、政策和策略問題時，能夠有新的思路，能夠有利于開創新的局面。(肖楓 作者為中國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